在中国科协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韦钰从神经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人的大脑和现代科技工作者道德和伦理责任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

 

韦钰表示，脑是自然进化造就的，是至今为止我们知道的地球上最复杂的系统。在350万年中，脑的尺寸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代人大约出现在12万年以前。而到有人类文明之后，有文字记载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宗教社会，到现在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科学知识和科学家的全球流动，对科学普及提出了新的挑战。二是科学知识产生过程和产生者的变化，导致对科学纯洁性的忧虑。三是创新的速度和规模发生变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四是全球化形势下科学和技术管理方式的变化，对专家的责任心和道德规范提出了新的要求。五是由于科学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科学家需要改变工作内容和风格。但是，不论这些关系如何，对于世界伦理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一个金科玉律。

 

从历史来看，伦理和道德来自于宗教，而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只有讲规章、有信条、守规则，一个人才会有道德。

 

而在科学群体中，科学强调实证、定量和推理，需要科学群体验证。比如，一步一步的积累，作为科学家道德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假话，在学术上，研究成果必须实事求是，必须非常严格，否则科学的大厦就可能倒塌，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工作。

 

 

韦钰举例，曾经有科学家作一个实验，即将一个两难的选择放在你面前，你会怎么选择。例子是这样的：在火车道旁边，你看到一列火车正开过来，在道上有5个人，另一边有一个胖子，要么救下胖子牺牲那5个人，要么救5个人而牺牲胖子。通过核磁共振监测的实验结果表明，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很理性地去判断该怎么救人，也就是说面对一些道德伦理的判断与选择时，有的人会动情感，有的人则少些。

 

实际上，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现，造成对情感道德判断的差异有基因的原因，也有早期教养的原因。从早期教育来看，对一个人的情感成长非常重要。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临床心理学家Terrie Moffitt和Avshalom Caspi研究梯队对产生单胺氧化酶A（MAOA）的基因变异和反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早在1993年，《科学》报道了一个荷兰的家族的情况。这个家族中的几个男性MAOA基因缺损，在他们的脑脊液中没有找到MAOA，他们都有暴力倾向。但是这样的家族很罕见，以后没能再发现类似的家族。为了在更大的人群中找到证据，该梯队从新西兰一项研究工作中取样本，选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白人的442个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有55名男姓在幼年时期受过中等或是严重的虐待，而且也同时具有低活性的基因类型，他们在被研究的人群中占到总人数的12%，在成人后（26岁左右）产生的暴力行为占所有被研究人群产生的44%。

 

此外，神经科学家发现人脑中具有比猴子复杂得多的多种镜像神经元系统。分别完成理解别人的动作甚至意向，使人能够了解他人的情绪和他人行为的社会意义。在人观察他人的某些动作，或从面部、动作表现出某种情感和意向时，人脑中会激活不同区域的镜像神经元。人们用这种方式了解别人时，不是通过概念的推理过程，而是靠模仿；不是靠思维，而是靠感觉，

 

韦钰表示，脑从出生前到20岁左右是主要的建构期，这个建构过程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建构过程是逐渐和连续进行的，在此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功能的敏感期。所以，教育要考虑到学生的差别和学生的学习历程。现在，在神经科学发展的推动下哲学、伦理学和教育一起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变。

 

韦钰认为，在新时期，需要研究这个转变中的许多新的问题，包括伦理道德的生物基础、伦理道德的教育问题，怎么能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育，什么时候、什么方式，等等。而对于从事科研活动的人群来说，需要诚信、公正和积极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她建议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力求以负责和严谨的态度获取实证，并如实向公众宣告。二是尽力保证研究结果为大多数人和社会进步谋利。三是公开研究进程和研究结果，以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分享和参与研究工作。四是关心科学教育和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五是积极地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