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王淦昌，是1960年在莫斯科。王先生领导的研究组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引起了科学界的轰动。当时很多苏联科学家比较清高，看不起中国科学家。正在莫斯科学习的我从新闻纪录片上看到，苏联学者在王先生面前毕恭毕敬地请教问题。”回忆起最初认识王淦昌时的情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十分感慨。“这个镜头在我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听王老说起“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时，总能使杜祥琬回想起这个镜头。

 

王淦昌是中国唯一享有“金博士”荣誉的科学家。在他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科学时报》记者专访了曾与他有着忘年之交的杜祥琬。

 

 

青少年时代的王淦昌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他既是一个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又多次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五四运动时，还是小学生的他，就参加老师率领的游行队伍，上街宣传反对卖国、抵制日货，人们赞许的目光在他心灵深处栽下了爱国的幼苗。老年时的他在回忆这件事时曾说：“这是我第一次上街游行，只想着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就是光荣的，大家就欢迎；否则受人唾弃。岳飞和秦桧就是一例，我从小就想着要做岳飞那样的人。”

 

王淦昌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杜祥琬回忆说：“1961年，王先生回国之后，根据国家的需要，隐姓埋名17年，投入了中国核武器的研究，成为这一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作为初创阶段‘冷实验室委员会’的主任，他不仅为原子弹核氢弹的突破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奠定核武器研究的技术基础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核试验转入地下后，年过花甲的他为测试方法过关，花费了大量心血。”

 

 

“文革”灾难过后，面对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年近八旬的王淦昌心急如焚。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向中央提出了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议，认为开展高技术研究“事关我国今后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防方面能否进入世界前列的问题”。科学家的思想和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相结合，便诞生了我国著名的“863”计划。

 

“863”计划的领域之一是“激光技术领域”，旨在发展新型的高功率、高质量的激光技术，以适应工业加工及其他方面的应用。

 

“他经常来参加我们激光技术专家组的研讨会，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思维敏捷，总能提出许多具体的问题和看法。他不仅大力推动了我国高功率固体激光和准分子激光的发展，还对新型的化学激光、X射线激光和自由电子激光的发展提出过重要意见。其中，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究，是在王老亲自领导下，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搞起来的。”杜祥琬说。

 

1990年底，实现了百焦耳激光能量输出的“七五”目标，1991年初召开了这个阶段成果的鉴定会。通常来参加鉴定会的专家总是要说不少好话，可是王老那天却对自己带头搞出来的成果严厉地说：“一百焦耳，光束质量不好没有用，没有用!”他的话，震撼了每一位与会者的心。这句朴素而尖锐的话，包含着对发展强激光的一个根本性的深邃见解：一定要把光束质量放在第一位。

 

以后几年，在发展各类新型强激光的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现象和问题，究其原因，常常与光束质量有关，这大大加深了大家对王老那句话的理解。后来，包括氟化氪准分子激光在内的各类强激光，不仅进一步提高了输出能量和功率，而且显著改善了光束质量。听到这样的进展，王老总是高兴地颌首鼓掌。

 

近年来，我国新型强激光的发展上了几个台阶，王淦昌十分关注。杜祥琬回忆到：临终前不久，王老在病床上得知最近的一次大型实验又取得圆满成功的消息时，激动地从被子里伸出右手，翘起大姆指说：“干得好，祝贺大家!”

 

“实际上，鼓励创新是王老学术思想的特色，他曾说：‘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兴趣。’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求新到老的人。”杜祥琬说。

 

 

“实际上，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激光引发核聚变’的新思想。若那时即抓紧干，我国当走在世界前列，不幸的是‘文革’使我国大大落后了。‘文革’刚过，王先生即率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九院）的一支队伍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讨论两单位合作开展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的事宜。这两个单位分别具有核聚变物理和激光光学的优势，有很好的互补性。”杜祥琬对记者说。

 

大家当时称王淦昌为“大王老”，称王大珩为“小王老”，两位王老力促这一重要的合作研究，建立联合实验室，强调“合则成，分则败”。

 

激光核聚变在“863”计划立项后，王淦昌在工作中继续发挥指导作用，特别是强调在技术上和物理上要作出创新的成果。当激光专家组提出准分子激光转向惯性约束聚变应用时，他表示完全支持。

 

一次在与杜祥琬谈到激光聚变时，他摇着头说：“我们开始得比人家早，不应该比人家差这么多，不应该!”他谆谆叮咛出国进修的青年人：学成后一定要回来，中国需要人才。他倡导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常说“中国科技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参与国际竞争”。正是在王老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不倦努力下，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激光核聚变领域已进行了20多年卓有成效的大协作。

 

讲到这段故事，杜祥琬回忆说：在去世的前几天，已十分虚弱的王老，还对联合实验室的同志用力地说：“一定能成功！”他这是在不遗余力地鼓励后人，推进中国的激光核聚变事业。王先生的人格魅力，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人才队伍的作用；而他不断创新的学术思想特征，对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0年，中国核物理学会在兰州召开代表大会，年过七旬的王淦昌主动坚决辞去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从此，许多学会都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惯例——理事长均不超过70岁，还是王先生带的一个好头。

 

“在他年过90的时候，曾对我说：‘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干的！’这句话是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写照，是他的心里话，也是他对后辈的鼓励。事实上，在他年过花甲之后，又做成了几件大事：地下核试验、推动我国核电事业、推动激光核聚变、研制准分子激光器、开创国家‘863’计划等。”杜祥琬回忆说。

 

王淦昌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却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生活俭朴、关怀后辈。一些早年跟他一道工作过的小伙子，如今也已是满头银发。王老还经常念叨这些同志，见了面，就深有感情地说：“你们也都不小了，要注意身体啊。”

 

每当回想起1996年6月1日的情景，杜祥琬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星期六一大早，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是王老打来的，他说：‘好几个同志都对我说，你干得太累了，要劳逸结合，当心身体’，并请我夫人接电话，要她照顾好我的生活。顿时，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比我年长30岁的王老，还不忘关怀后辈的健康，这是多么感人的真挚情谊啊！”

 

1997年春，王老在家门前散步时，被一个骑车的年轻人撞倒，致使大腿骨折，卧床半年，体质大为下降。记者在报上披露此事，批评那撞倒老人逃之夭夭的骑车人，文中称王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王老看后对我们说：“这样称呼不合适，原子弹是集体搞出来的，我没有做什么。”

 

“深知王老对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我们，听了这几句话，除了被他的崇高品格和美德深深感动外，还能说什么呢？王淦昌的故事映射着20世纪的中国从多灾多难走向发展的历史，他的一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为祖国强盛矢志不渝奋斗的一生。”杜祥琬激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