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彭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2006年9月“彭桓武星”的命名仪式上，那时先生精神还好。如今星斗依旧，人事全非，难免惹人唏嘘。但我想，先生那种踏实严谨、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高尚品德，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爱国情操，将同他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和国防实力提高而做出的功绩一起，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光耀后世！
    四十多年前，我初入二机部九所，就有幸在彭先生领导下工作。文革后，他调到中科院，距离虽远，但仍保持联系。先生治学为人皆出众，我从先生教，受益颇深。
    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奉献的一生，他的人生轨迹同国家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彭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师从玻恩和薛定谔，30岁不到就同另外两位科学家一起发表了HHP理论，轰动了理论物理界，在英国学术界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可当他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毅然返回国内，希望能以自己所学重建家邦。记得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国。他生气地回答：“中国人回自己国家不需要问为什么，不回来才要问为什么。”建国后，因国家需求，他毫无怨言地把工作重心从理论物理转向应用物理。又因为保密的需要，他甘愿几十年默默无闻，在“两弹一星”的研究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关键性的贡献。
    彭先生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晚年时学术上还颇多创新。记得文革中，我们课题组在攻关过程中遇到弹塑性理论这个“拦路虎”。一天我在走廊里遇到彭先生说起此事，他就在黑板上用粉笔推导公式，为我们详细讲解弹塑性理论。那时，我深深地为他深厚的理论功底所折服。彭先生调回中科院后，工作重心转回到他所钟爱的理论物理上。其时，他已过花甲，却始终活跃在学术前沿。2005年6月，学界在清华大学举行研讨会，庆祝彭先生90寿辰。彭先生还在会上做了《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同大家分享了他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彭先生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他曾几次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理由就是“我不称职”。彭先生曾当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自己“给自己革了职”。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我从未提过案，从未发过言，理应革职。”先生一生却对“教师”这个岗位情有独钟。他曾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任教，周光召、黄祖洽等一批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很多院士都曾受教于他。晚年时，先生总结自己做学问的经验，以“主动继承，放开拓创，实事求是，后来居上”16个字诀遗赠后学。
    彭先生生活简朴、温饱即可，对物质享受从无要求。我入九所时，彭先生已是副所长，主管理论部。其时我们住处相近，发现他经常穿的只一件蓝色咔叽布上衣。因衣着太过寒酸，一次先生去书店买书，差点被当成小偷。改革开放后，先生依然故我，世纪之交还穿着50年代的旧衣服。先生对自己的生活虽散漫，对朋友同事却慷慨。1996年，他捐献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奖金，设立“彭桓武纪念赠款”，把100万港币悉数分赠给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科学家。因为在他的心里，荣誉和成就是属于集体的。
    彭先生在科学上是活跃的，在生活中是朴素的，但他的内心世界是敏感而丰富的。先生于不惑之年喜结良缘，伉俪情深。他文理兼修，工于诗词，诗文流传于世者，多是为夫人所做。夫人仙逝后，他独居近三十载，除专心物理研究外，消遣之一就是写诗悼念亡妻。先生精于古典文学，特别喜欢《三国演义》，不仅电视剧从头看到尾，还把主题歌的歌词工工整整地抄下细心品味。
    关于先生的记忆，一文难穷。他给我的帮助和教诲，我永生难忘！掩卷沉思，中国科技界目前的种种弊端，其根源也许就在缺少先生这样的人，缺少先生这样的精神。彭先生曾说：“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做工作。”他以诗“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直抒胸臆。我想，这句话也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共深思。
    彭桓武先生精神永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