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北京，接连数日阴阴沉沉，3月3日还下起了罕见的雨夹雪。对着这样的天气，杜祥琬感叹地说：“自从彭先生去了之后，天气一直不好，正是天若有情天亦悲啊！”如今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杜祥琬，早年曾在彭桓武任所长的“九所”工作。这一天，他接受了《科学时报》的采访，并特意请记者看了九所的旧址。

 

 

“彭先生一生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国家战略需求，一个是对科学的执着追求。这两个动力推动着一位科学家为祖国工作了六七十年。”杜祥琬告诉记者，1961年到1972年间，彭桓武在当时的九所工作，经历并完成了原子弹、氢弹、核试验由大气层转入地下的重大突破。

 

“我有幸在彭先生领导的理论部工作，认识彭先生也很有缘。”回想起当年到九所工作的情景，杜祥琬说，高中毕业时他选择学习天文学，但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学了一年俄语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没有去成，他被分配到北大数力系学习。1959年，钱三强作为二机部副部长，选派了一批人到苏联学习核物理，杜祥琬也被选上，并在1964年学成回国，分配到九所工作。“从研究宏观的天文学到研究小原子核的理论，我有缘在彭先生指导下工作是与钱先生有关的。此后，我一直在一个正派、正气的环境中工作，老一辈物理学家学术根基很深，非常重视人文修养，所以，我也感到非常幸运。”

 

老先生们一个一个的离去，杜祥琬说，他们创造了载入史册的业绩，而他们的价值观和经验则是最宝贵的。“彭先生是一个爱国奉献的人。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在英国，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回中国？他说：‘中国人回国不需要问为什么，不回国才需要问为什么。’这是一个善于逻辑思维的物理学家非常有逻辑性的回答，也明白昭示了他的内心，就是要回来为祖国效劳。”

 

“彭先生这几十年的工作，包括应用性很强的核武器的突破、基础性前沿性很强的理论物理工作，从他身上，我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类动力，一个是国家需求，一个是对科学的执著追求。钱先生推荐他到九所去工作，他就隐姓埋名为中国的核事业毫不犹豫、毫无怨言地工作；后来，他的夫人去世后，将近30年独自一人生活，他靠的是对科学的执迷、对真理的追求，一直活得很有劲头。”杜祥琬说，彭先生为国家、为科学奉献了全部的智慧和一生的精力，自己不留任何东西。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唯真求实，踏实地做学问。杜祥琬说：“彭先生不太善于言辞，不是一个擅长演说的人，如果让他讲非技术、非科学的东西，他不大会讲，但是讲起物理学来非常有条理。”

 

刚到九所工作时，杜祥琬只有20多岁，彭桓武已是50岁左右，而周光召等骨干科学家都是30多岁的光景。彭桓武衣着不修边幅，又没有任何领导的架子，年轻人经常遇到这位长者，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个曾经和世界物理学界大师一同工作、有着深厚学术功底的“大人物”。

 

杜祥琬告诉记者：“我来的时候正是突破氢弹的时候，氢弹要做成，热核材料必须在高压和高温下燃烧，但是如何人为创造这种条件，大家都没有经验。于是，从20多岁到50多岁的一群人便开起了讨论会。大家随便上台，在黑板上画图、写公式，提出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然后进行计算，气氛非常民主。彭先生也和我们一起平等地讨论。他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非常善于粗略估计，他能抛开物理问题的次要因素，抓住主要因素，估计一个数量级的东西，给人以概念。”对此，黄祖洽曾在彭桓武80寿辰时撰文写到，彭先生当年常听海特勒讲，善于用心算估计数量级来辨别哪些关联是起主要作用的，这项本领标志着物理学家的成熟程度。

 

很长一段时间，杜祥琬等在九所工作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彭先生当年留英的重要成就，一方面是因为这位老先生工作时间绝不提起个人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在那个环境下人人都专心工作不讨论别人。

 

“1970年左右，我们组在做一个与核爆炸效应有关的课题，研究的介质不是固态，也不是流体，而是一种弹塑性状态。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基础，大家都在啃书本。彭先生的办公室和我们近在咫尺，有一次我在走廊上碰到他，他问我最近忙什么。我说弹塑性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正在啃书本呢。他就说，找个时间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那天，我们抬了一块黑板，彭先生就用粉笔给我们推导弹塑性理论的方程，一个黑板写满，擦掉，接着再推，他也没有任何稿子，但是推导得非常系统、清楚，然后给我们讲这些公式、方程的条件如何去假定，有哪些物理参数需要实验来获取。讲了一上午，我们真是佩服至极！因为原来没有讨论过弹塑性问题，不知道他在这方面也这么精通，让我们折服。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长者原来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讲到这里，杜祥琬深情地微笑着停顿了片刻，似乎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杜祥琬认识彭桓武时，先生已经50岁了，从那时起到先生90多岁，几十年时间，乃至彭先生的一生，他都在做着开创性的工作。“从原子弹到氢弹，没有人教中国人怎么做，都是彭先生和老一代物理学家自己创新、研究，带领大家突破的。”杜祥琬说。

 

彭先生晚年仍然在思考重要的科学问题。杜祥琬记得，老先生90寿辰时，还给大家作学术报告。“那一幕是我从来没有料到的。他整90岁了，还自己操作电脑，用全英文的幻灯片给大家讲他思考的广义相对论问题，思路清晰，没有任何废话，题目就是《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他是怀着很浓厚的兴趣来做这个前沿题目的。他讲完，主持会议的周光召在台上说：‘我明年也来做这个事情，年纪大的人组织一个团队，你们年轻的人组织一个团队，我们比比看。’他是在鼓励青年朋友们学习彭先生的精神。”

 

大约两年前，彭桓武先生还在《物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其中谈到了物理学发展的几个问题，有一点给杜祥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谈到了如何实现受控核聚变的问题。现在国际物理学界有两种思路实现受控核聚变，一个是磁约束核聚变，一个是惯性约束核聚变。彭先生认为，这两种方式各有优劣，最好再创造一种新的受控核聚变方式。这种思路是别人所没有的，其他人都是在讨论用哪一种方式好，而彭先生则认为要另外创造一种新的思路。我想这也体现了彭先生的创新精神。”

 

 

从表面上看，彭桓武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的表情常常很严肃，但彭先生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这从他的诗词中可以看出。彭先生喜欢诗词，常常按照严格的格律写诗填词。在彭先生怀念亡妻的《香山恋》中，有这样两句话令杜祥琬感动，那就是“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所谓“宁静”，彭先生还曾作了专门的解释：“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疑，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对“深新”二字，杜祥琬理解，一定要有深度、要追求创新。“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杜祥琬说。

 

1972年，彭桓武调离九所，他留下了一幅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杜祥琬解释，这项事业是集体的，他作为带头人一点也不强调自己的贡献；还要发扬创新精神。

 

杜祥琬曾听在九所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吴翔回忆过有关彭先生的一个细节：“彭先生非常从善如流，提携后人。1969年，有一次在核试验场讨论地下核试验的具体问题，彭先生讲完后，于敏站起来说：‘我补充一下。’其实于敏的观点和彭先生的不一样。于敏讲完，彭先生立刻站起来说，于敏说得对，按他说的办。”“科学理念本身就具有朴实性和实践性，这在彭先生身上体现得很好。他始终工作在第一线，亲自推导公式、方程；他虽是理论物理学家，但却非常重视实验。”杜祥琬说，今天的科技界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树立为国家、社会贡献的价值观，而不是满足于自己出几篇文章、得几个奖项等等。“这些不是目标，而是为国家社会贡献的结果。彭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要得什么奖，他是科学家做人的楷模。”

 

2005年，彭桓武90寿辰，杜祥琬以一首小诗表达敬意：“物理理论功底深，严谨治学见精神。辛勤耕耘育人才，两弹事业立功勋。九十春秋术深新，学界泰斗仍谦逊。肃然起敬前辈师，童心不泯永献身。”

 

“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永世不忘！”杜祥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