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杜祥琬副院长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集中谈了扎实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有关问题。下面是谈话主要内容。
    三大举措：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
    继2004年中瑞可再生能源与环境合作项目启动，2006年4月4日，中国工程院“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也正式启动。参加这个项目研究的专家来自不同学科、部门和行业，站在全国的高度，超脱学科专业、部门和行业的局限性，对所研究的内容及其发展战略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对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规模进行预测和估计（如2010年、2020年、2050年）。中国工程院的主要工作是要给国家一个战略性的咨询。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否能从微不足道变为举足轻重，需要为国家提供定性和定量分析。
    在此项目中，中国工程院组织了一百多位包括院士和专家在内的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在内的能源专家参与其中。历时两年多的调研结论显示，可再生能源完全能从微不足道做到举足轻重，具体地说就是到2010年，包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大概占到国家总能源结构的10%，而其中8%是水电。而到2020年占到总能源的16%，非水能可再生能源与水能平分秋色，在这一比例中各占一半。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国家总能源中将占据约1/3的比例。
    作为中国工程院重大项目，“可再生能源战略发展研究”项目广开言路，广泛听取了国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以及有关领域内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专家们来自官、产、学和研都有。那些院校、企业、研究机构和部门，在体制上凭借工程院独特的优势广泛收集信息和意见，从国情出发切实进行相关项目的调查、研究和讨论。研究这样的项目，任何单一个人的知识都不够用，这是一个跨学科、跨院系、甚至是跨国界的合作。
    2008年初，中国工程院又启动了“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年）发展战略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可再生能源继续量化研究。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能否及时地成为中国的主导能源，专家们给出肯定的回答：可再生能源发展完全能追赶上石油、煤炭不足的脚步，完成主能源之一的使命。
    两个拐点：可再生能源谨慎前行
    中国工程院与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共同开展的“可再生能源与环境合作项目”伊始，中国的生物质燃料发展便遇到了一个“拐点”，即中国生物乙醇生产正式走入“非粮”之路。这一战略性的调整为在当时就备受争议的生物燃料产业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中瑞合作项目确定了生物质能源研究为此项目的主要课题，是因为瑞典以林业废弃物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产业非常发达，可供我们学习的地方非常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废弃物能否像瑞典一样被充分利用起来，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无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而恰逢中国制定生物质能源走“非粮”路线究竟能否走得通也需要相关研究结论作为辅证，中国工程院将这一重担承担了下来。
    而另一个拐点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中国可再生能源战略发展研究报告中没有在2020年前将太阳能利用目标提得很高，这是因为太阳能光电产业的发展要打破现状还取决于太阳能电池产业的良性发展。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太阳能电池生产，一定要等到我国自主掌握整个产业链的所有关键技术，无疑这需要假以时日。专家们预计，现在两头在外的太阳能光电产业在2020年~2030年间会出现拐点。
    三关渡过与四个环节
    对于包括生物质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专家们的观点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必将从现在的微不足道到举足轻重。现在可再生能源的贡献是微不足道，但不远的将来必将举足轻重。
    可再生能源发展必须技术可行，经济划算，环境友好。非要经过这三方面衡量才能成熟。官、产、学、研是可再生能源发展亟待紧密联结的四个环节。在中瑞项目进行过程中已经感觉到我们的学、研和产业存在脱节现象。在项目组中有很多专家研究的创新成果与产业的结合点都很差，严重阻碍了这些成果迅速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相关项目研究也只能做到将一些企业家找来和专家在一起研究，这样“粗放式”的技术孵化在我国是普遍现象。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加强这方面的疏导和管理，更应加强科技评价机制的构建，完善相关资金经费管理体系。而在政府层面，能源局成立后一系列与节能减排紧密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部署，意味着国家已经认识到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性，而如何用政策来引导相关领域的健康发展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