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记者：牟一 时间：2013-11-22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医生面临独有的“内忧外患”：工作强度高、压力大，福利待遇低，身体亚健康可谓“内忧”；来自患者的仇视和恶性事件可谓“外患”。

    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而且，在我国每年培养的60万医学生中，只有大约10万人可以穿上“白大褂”，医学毕业生的转行率居高不下。

    十月，中国医生被打被杀，恶性医疗事件不断发生，为本来就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添油加醋”，也让医生们倒吸一口凉气，在工作中增加了防备心理，随时警惕着患者的仇视和潜在的危险。据统计，我国平均每所医院每年的暴力伤医事件多达27次。

    “大型医院医生、护士劳动强度非常大，工作连轴转，甚至24小时无休，这样的工作强度使得医务人员自身的健康水平在下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李连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医生的福利待遇在全球该行业中的排名也很不乐观，医生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亟待改进。

    众多医疗问题的矛头都指向了医疗制度，推进医疗改革迫在眉睫。回归医院“治病救人”的公益属性，加大公立医院来自国家和社会的资金投入和扶持；公立、私立医院齐头发展；医生多点执业；医学生的培养方向等都成了医学界关心的话题。虽然道路曲折，但中国医生依然憧憬着未来。

    治病救人是主要责任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李连达反复强调，“医务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治病救人，而且应该全力以赴。”

    他表示，医务人员应该受到尊重，很多医务人员还是希望子女学医，做一个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大夫，对医学仍有着崇高的信仰。“从医生自身来讲，应该提高医德和治疗水平，多为病人考虑，还要吃苦耐劳。虽然打骂杀医的患者是极少数，属个人现象，但是在社会上起到非常坏的影响。大多数医生即使受到委屈，还是会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在李连达看来，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医改的推进，医患关系会越来越亲密，在第一次医改、医院市场化之前，医患亲如一家，而现在看来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市场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陈可冀表示，医学是神圣的，医务人员不应自卑和埋怨，应该挺起脊梁。重要的是，医生应该善于与患者沟通，增强两者间的互动，减少误解，“我80多岁了，从未跟患者吵过架”。

    另外，医生晋升职称、发表科研文章、出书等现实要求，分散了医生治病的精力。同时，一些医生也承担着争取科研项目的任务，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抢项目上，实际上是“不务正业”。

    曾有人提议，医生做临床和科研应该分开，对此，陈可冀表示，医生应该提高自己的水平，如果不做科研，就不知医学新进展；而不做临床，科研也不能提高。

    “医务人员搞科研、写文章是对的，但是不能‘喧宾夺主’，不能把病人扔到一边，成天想着抢项目、夺经费。”李连达表示，应该在治病救人的基础上，把治病经验、科研成果写成文章和书籍对外发表，这是应该鼓励的。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不是出文章、出成果的地方，主次要分开，医务人员晋升职称应主要看医疗水平。”李连达提出，而现在的多数住院医、主治医、副主任医师到主治医师，主要靠会写文章得到提升，医疗水平不一定过硬。“医务人员的评价标准应该纠正，这样，医务人员的精力才会主要放在治病救人上。”

    医护人员福利待遇世界排名落后

    “谚语云：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谓：可怜天下医护心！”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医学部教授韩济生发自内心的表达，他告诉记者，医学的学制长，培养一位医生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医生的责任重、风险大，在思想、精神和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在美国，三种人社会地位最高、福利待遇最好：总统、律师、医生（排在第三位），而中国医生的福利待遇在全世界排名并不乐观，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待遇还低。并且，与其他一些行业相比，医疗卫生行业待遇都排名靠后，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与我国经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

    “发达国家医生的年薪较高，为10万~50万美元；中国医生一般月薪5000元，年薪6万人民币，相当于1万美元。”韩济生介绍道，“中国医生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反差极大。”

    “在一线临床的年轻大夫非常苦，博士毕业生当‘住院医’每个月工资才2000元。”李连达介绍道，“‘住院医’是最苦、最累、待遇最低的，他们寄希望于工作五六年后晋升主治医师。这个过程是十分艰辛的，外人看‘白大褂’很神气，其实苦得很！”

    而且，医生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亟待改善，医生是保护人类健康的，但往往自身的健康却得不到保护，经常处于紧张和焦虑状态。

    “拿红包的医生占少数，公众不能因少数医务人员的行为而否定大多数。”李连达表示。同样，韩济生也表示，“必须制止收红包、收取额外虚高费用，但收取医院的正常奖金，理所应该！”

    改公立、办私立、自由执业

    “目前比较大的问题集中在城市医院。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以药养医、过度医疗等问题基本都发生在城镇大医院、三甲医院。”李连达表示，针对城市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还不够明确，“国家支持多少？是否需要靠自己养活？医药分开切断，经费来源如何补充……”

    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主，不以营利为目的，但经费来源成了问题。唯一途径就是从患者处挣钱，医院增加收入意味着患者多花钱。“如果由国家、社会把公立医院包下来，负担很重，现在正在逐步改革，还不能完全做到。”李连达表示。

    “第二次医改允许和鼓励私人办医院，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民营医院。”李连达表示，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应共同发展，这样病人可以得到有效的分流，比如收入较低者可以在公立医院就医，公立医院在保证医疗质量的情况下，降低收费；经济状况好的人希望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环境，可选择享受五星级医院、病房等。

    从医学水平来讲，公立、私立医院应该是相当的，但往往由于私人医院收入待遇高、工作环境好，致使大批高水平的医生去私立医院工作，目前已经有很多专家纷纷跳槽。

    另外，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表示，医生多点自由执业将会激活当前的医疗体系，促进医疗资源的自由、均等化流动，无论对病人、医生还是医院，都有诸多好处。医生的选择权变大，提高了社会地位，有了更体面的收入，医院投入更多，有利于做好对病人和医生的服务。

    医学生培养方向应分明

    谈到我国医学生的培养，李连达表示：“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有些方面并不完善。”

    比如，现在医学生的培养是专科教育，分科比较细，而现在需要大量的全科医生，内、外、妇、儿科全都掌握，像基层社区医疗点的社区医生，必须是全科大夫。另外，家庭医生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家庭医生在很多国家已经普及，中国刚起步，费用自然也会高些”。

    “公立、私立医院都可以有家庭医生。如果将来发展得好，将由公立医院抽调一些经验丰富的医生作为社区医生、家庭医生推广出去。”李连达解释道，在中国，人们觉得医生在大医院工作才有出息，而国外则恰恰相反，社区医生或家庭医生必须要有一定水平，有中、高级执业经验才能做私人医生。“将来，随着社区医生、家庭医生的普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会解决。当然，这些都刚刚开始，发展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

    对于医学生出国留学，李连达表示：“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科学发展需要国际交流，年轻医生出国留学后水平得到提高，回国后会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大部分出国人员还是要回来的，“海归派”对于提高国内科学、医学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海归派，要支持和尊重。”

    谈到出国当医生，李连达介绍，“往往与想象中不同”。比如，国内较高级别的医务人员如教授、主任医师等在美国得不到承认，如果要行医，必须要重新考取医师执照。而且，除了要达到学术、医技的高要求，还要面对本国的壁垒政策，不希望外国人“抢饭碗”，通过率极低。所以，医学界的出国人才大部分是科研人员，医生是少数。“作科研比较容易，国外需要这方面人才，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