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就听说光亚院长病重住院，也做好了某种心理准备，但从内心里还是默默祝福他，期盼奇迹出现。得知光亚院长病逝的消息，我心情很沉重。几天来，对光亚院长的怀念之情，挥之不去。记录一二，略表追思。
    我是1995年春夏之交调到工程院办公厅人事组织处工作的，知道光亚院长的大名和传奇经历则是在很小的时候。他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参与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还组织实施了核试验和电站筹建，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没想到，有一天竟能到他麾下工作。虽然在他领导下工作三年多，但毕竟中间隔着几级领导，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始终既模糊，又清晰。
    他高大的身材，微微有些前弓，头发花白稀疏，两道吊眉与向下抿着的嘴唇构成最突出的特征，令人难忘。他性格内敛，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不怒自威。他虽话不多，但思维敏捷，常常一语中的。在几任院长中，光亚院长是科学家气质最浓厚的，也是与我说话最少的。后来想想，除了他性格上的原因，大概是因他为人低调和大半生献身国防科技事业、隐姓埋名戈壁滩的缘故吧。1996年，光亚院长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平常生活俭朴，却毫不犹豫地把100万元港币捐给了工程院刚设立不久的“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并叮嘱葛秘书长不准对外讲。令人感动之余，顿生钦佩与敬畏。
    记得在军事博物馆后边的小楼二层会议室（工程院最初的办公地点），光亚院长主持了多次主席团会、党组会、院常务会。没有会议桌，就在一张乒乓球台上铺一个白布单。中午撤下来，就是机关同志的活动室。办公家具很简陋，中午吃的是简单的盒饭。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大家很知足，因为像光亚院长这样蜚声中外的科学家、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和我们是一样的。那会儿，院领导不天天到院里，除了开会或有重要活动。只有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朱高峰院士几乎每天来。党组遇有一些重要文件或调人的签报，需要跑签。有一次，我抱着党组文件夹，挨个副院长单位跑，最后赶到了国防科工委（现解放军总装备部）光亚院长的办公室。我有些紧张，因为他太高大了，太神秘了。陈秘书让我在外屋稍等，第一次见到光亚院长一身戎装，步履稳健地从里屋走来，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到他在国防科工委的办公室，也是唯一的一次见他身穿军装。儒雅中透着威武，书卷中裹挟着刚毅，使人肃然起敬。
    光亚院长审改文件很仔细，蝇头小楷，一笔一划，清晰俊秀，很少连笔，且一律用铅笔。我想这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定是与他长期从事国防尖端武器研究分不开的。记得见过他三次笑。一次是我主持机关春节联欢会。那时工程院已搬到科技会堂办公，在4层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的办公室（那间屋子比较大），院领导和机关同志欢聚一堂，还有两位外地来京办事的院士和院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原单位的）。光亚院长欣然出席联欢会，并应我邀请，帮助抽取只有一个名额的一等奖。其实就是一口蒸锅，光亚院长笑了，结果是刘效北同志获此殊荣。第二次是1997年的春节前夕，院里在科技会堂一层宴会厅召开京津冀院士新春茶话会。光亚院长在致辞的结尾，操着一口湖北普通话，兴奋地宣布：工程院机关虽然只有20几名党员，但党的十五大中央给了我们一个代表名额，一般按比例应该是几千、几万人出一名的。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工程院的重视和厚爱……望着他脸上荡漾着的那孩子般纯真的笑靥，我很受感染，那是我见过的光亚院长最开心的一次笑。原来他还有这鹤发童颜、慈祥可爱的一面，并不如想象般那么难以接近。最后一次是本世纪初，忘了是哪一年，院里在友谊宾馆聚英厅主办京津冀院士新春茶话会。作为工作人员，我在门口负责迎接上级单位的来宾。忽然看见光亚院长从小车上下来，并缓缓走来，我赶紧迎上前，问候他，给他拜年。他略显疲惫，但仍颌首微笑，说声：谢谢！说实在的，我心里很难受。光亚院长真的老了，尽管我很清楚，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我总想象着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他当年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想象着他潜心核武器研究、叱咤国防科技事业的雄姿英发。
    1998年6月初，工程院召开第四次院士大会。这次会上进行了院领导班子换届。5日，在京西宾馆一层大厅，机关全体同志与光亚院长等第一届院领导合影留念，依依惜别。光亚院长还应邀与在党组身边工作的宋学敏、谷珏和我合影。这张照片就成为我永久的纪念。睹物思人，感慨万千。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光亚院长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