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老说他与石油有缘，我呢，与侯老有缘：40年前，侯老担任石油科学研究院院长，那时我是课题组长。侯老是我的前辈、我的导师，我尊敬他、感谢他，更敬佩他。

    侯老一生钻研炼油技术，他的研究目标非常清晰：那就是国家需要。 “我为祖国炼石油”是侯老科技人生的主旋律。在这里，我讲几个侯老“以国家为大，急国家所需”，开发炼油技术的事例。

    一个是航空煤油的研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飞机所用航空煤油完全依靠前苏联进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航空煤油进口越来越少，中国的飞机面临飞不起来的危急局面，党中央对此高度关注。当时，侯老担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身心地投入到航空煤油的技术攻关中。他组织带领6个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并与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加强合作，日夜苦干。他夫人李秀珍也是攻关试验组的负责人之一，1960年除夕夜，侯老夫妻俩把两个不满5岁的小女儿锁在家里，一起到实验室里攻关鏖战。经过无数次的努力，试验终于获得成功。侯老带领科技人员研究的航空煤油添加剂成果，被列为国家级成果。从1962年起，我们的民航和我们的空军，就用上了我们自己的航空煤油！

    给大家讲的第二个事例是，侯老带领科技人员为“两弹一星”研究尖端润滑油脂。

    1959年，国防科委向石油部及石油科学研究院下达紧急任务：为配合航空航天和核工业需要，必须尽快研制出多种特殊润滑油脂。任务重，时间紧，资料缺乏，设备短缺，当时真是难啊。

    试验中需要接触的氟元素毒性大，有人牙齿脱落，更多的人白血球大幅度减少，连实验室窗户的玻璃，都被腐蚀成毛玻璃了。但侯老率领科技人员，冒着危险，反复试验，闯过一个个技术难关，先后研制出了一系列高精尖特种润滑油品，一举满足了中国“两弹一星”发展的特殊需要。

    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三个事例是“五朵金花”的故事。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国发现了大庆油田。大庆油田开发后，虽然原油产量上去了，但当时我国的炼油技术落后，只相当于国际二三十年代水平，还是生产不出满足国家急需的优质油品。1962年10月，侯老参加了原石油工业部在北京香山召开的炼油科研工作会议，会上石油部确定了要集中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发炼油新工艺、新技术，主要是：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的催化剂和添加剂等5个方面的炼油新技术。

    在培育“五朵金花”的日子里，侯老在研究院、实验室、炼油厂之间奔波着，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五朵金花”炼油新技术先后开发成功，并实现了工业化，曾被外国人讥笑为“小茶壶式”的炼油工业，实现了重大跨越，很快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到60年代中期，我国炼油能力已经是解放初期的100多倍，中国可以自己生产所需的全部油品了！

    1963年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要给大家讲的第四个事例，是新“四朵金花”的故事。

    1982年，侯老离开领导岗位后，又开始了他科技人生中另一个“黄金时代”。侯老常说，我是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公司的顾问，我这个顾问是既“顾”又“问”。

    侯老亲历了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他深知，我国石化科技几十年来，走过了一条由跟踪、模仿到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乙烯是石油化学工业的龙头，而我国乙烯生产原料石脑油短缺，制约了乙烯工业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侯老提出：以重油为原料，通过催化裂化技术多产丙烯和乙烯。侯老的建议得到业内专家的普遍赞同。这项技术研究取得成功后，侯老高兴地命名为“催化裂解”。这项成果引起国际石油化工界的重视，一些专家们预言：催化裂解技术将为世界石化工业开辟一条新路。

    果然，这项技术很快在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获得多项专利，并获得中国专利创造发明金奖、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后来，这项中国独创的技术还出口到泰国，成为我国第一套出口的成套炼油技术，至今仍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这项技术与乙烯裂解炉等3项石化新技术，被誉为80年代新的“四朵金花”。

    当今时代，重大科学技术很难由一个人来完成。我们炼油技术的开发也是许许多多科技工作者呕心沥血、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重大技术开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侯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