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2年，那时他在从事航空煤油的国产化工作，遇到金属腐蚀过不了关的难题，于是他率队到了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侯祥麟先生。因不是同行，交往很少。一直到了1983年，侯先生被任命为石化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我受聘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从那时起，通过研讨会和到外地参观，我们逐渐熟悉起来。当然，更多的接触是在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后，我是副主任之一，侯先生是委员会成员。他对基金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和运行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还承担了一项具体任务——“材料自然环境腐蚀规律的研究”。这是一个重大项目，当时我国正值体制改革，有些部门被撤销，其所属腐蚀领域处于无人管状态，科技人员失散、样品丢失严重。课题的负责人向我推荐侯老，因为他威望高，对石油管线的土壤腐蚀十分关心。为此，我到他的住处请他出山，他答应了，并在课题运行中提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意见。
　　成立工程院的倡议始于1981年，当时并未成功。1992年8月，张光斗、王大珩、侯祥麟、张维、罗沛霖和我聚在一起上书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经过曲折的筹备过程，终于在1994年实现了。
　　1993年，何梁何利奖的评审，侯老被提名为成就奖之一。在过去，成就奖一般是给从事基础研究的著名科学家，对工程技术人员存在异议。作为18名终评委员之一，我负责介绍。为此，我仔细阅读了他过去的成就和对我国科技进步的影响，最后推荐获得成功，也为此打开了何梁何利成就奖授予工程技术人员的大门。
　　2005年9月16日，国务院为了表彰侯老的业绩和模范作用，温家宝总理出席在人大会堂召开的大会。我有幸作为四个报告人之一介绍侯老的高尚品德和突出业绩，侯老当场也作了发言，使我深受感动，那年他已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