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北京，杨柳吐翠，草长莺飞，百花吐露，到处洋溢着春的诗情画意。

  盛志勇院士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墙上挂着江泽民、胡锦涛同他亲切握手的照片，靠墙的柜子里摆放着他荣获的各种奖杯、奖章和证书。记者见到盛志勇时，他正在聚精会神地为学生修改论文。他精神矍铄，热情开朗，若不是一头银发，谁也不会想到他已是92岁高龄。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在整个采访中，他思维敏捷，谈锋犀利，毫无废话，像解剖细胞一样脉络清楚，和蔼的语言中透出练达和严谨。他按照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伴着硝烟，伴着坎坷，伴着共和国蹒跚的脚步，伴着我国现代烧伤从无到有的发展史，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地从昨天走到今天……

  “我没做什么大的贡献，有些工作我自己做，许多工作是我出点子，由年轻人去做。可能是做了一些别人没做的事吧。”然而，正是他所做的别人没做的事情，正是他所思所想的这些问题，才真实地折射出一名敢于冲破禁区，不断填补国内外烧伤研究领域空白的优秀科技工作者风雨人生和心路历程，领略他那为着人类的健康和幸福敢为人先的创造激情与品格的光辉。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呐呐地像是自语，眼眶含着的是一个儿子投入母亲怀抱的热泪

  1920年7月1日，盛志勇出生在上海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祖籍是浙江德清县。那里有一座很著名的山叫莫干山，风景秀美，是外国传教士的避暑盛地，他父亲就是从那山坳里爬出来的孩子。父亲年幼时，家境贫寒，七岁时就给人家当放牛娃。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外国传教士看他人很机灵，就联系让他到杭州蕙兰中学读书，后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母亲是浙江湖洲人，曾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后因家境不好，中途辍学，与父亲在上海杨树浦开了一个小诊所行医。他们从一张病床干起，发展到一百多张床位，药房、化验、X光透视、手术室……一应俱全，小诊所也取名叫“沪东医院”。杨树浦是一个工业区，那里的贫困工人多，父母对这些贫苦的工人甚是同情，扶危济困，治病行善，和工人关系处的很好，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声望。受家庭的熏陶，使盛志勇幼年就立志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为百姓治病，普渡众生。

  盛志勇的中学时期是在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度过的，那是一所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盛志勇从小爱好运动，乒乓球、足球、网球、游泳、跳绳、踢踺、双杠样样喜欢，而且一学就会，在华山医院实习时曾荣获跳绳冠军，同学们送他个外号“猴子”。盛志勇如今年92高龄，身体如此骄健，与此不无关系。他年轻时好奇心很强，什么事喜欢自己动手试一试，他听说人的颅骨有7个孔，在7个孔里放上7颗黄豆，洒一泡尿，颅骨就会在地上滚动，于是他就和同学到郊外找了一个人颅骨如法泡制，结果这个颅骨动也没动，他才知道这是大人骗小孩子的。他在中学时对化学非常感兴趣，化学成绩在全班也最好，有一次他在家做电解实验，用的是漆包线，由于不绝缘差点被电死。盛老回忆起这些幼年往事，脸上笑得像个孩子，也正是从孩提时就形成的这种凡事都要探个究竟的性格，为他以后在医学生涯中为新中国现代烧伤医学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奠定了基础。

  十年寒窗，盛志勇如愿以偿考入上海医学院。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院长是中国医学教育奠基人颜福庆。当年上千人报考，只录取60人，考试题都是活的，注重理解，不需要死记硬背，那年他仅16岁。走进医学殿堂，承载的负荷并不轻松。“每周学习48个小时，满满的，很多人都要开夜车，我年龄小，晚上别人都上图书馆，我钻进被窝里看书，常常不脱衣服就睡着了。” 一年之后，学生淘汰了近一半，6年下来，全班只剩23个人了，其中3人还是上一届的留级生。“很多同学并不是成绩不好，只是因为英语不过关。我之所以能顺利过关，得益于上沪江大学附属中学时开设的英语课打下的功底。”

　1942年7月，盛志勇以优异成绩走出上海医学院的大门，怀着悬壶济世的抱负拿起了手术刀。旧中国没能给这位热血青年带来光明。“七七”事变，使他父亲开设的医院损失殆尽。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毅然高举全民抗日的大旗，他的弟弟和无数有志青年一样参加了新四军，他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中坚力量，他期盼着赶走侵略者之后施展才华，为苦难同胞医治战争创伤。但是抗战的胜利只给人民大众带来一丝短暂的喜悦，国民党挑动内战，把中华民族再次拖进苦难的深渊，这使他感到万般迷惘。1947年经由著名外科学家沈克非教授举荐，他横渡大洋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外科研究室进修。

　1948年冬天，修业期满的盛志勇决定启程回国，可是，他的导师颇斯先生不让他走。“密斯脱•盛，你为什么非要回国？难道这里不好吗？”颇斯先生耸着肩头，执意挽留的表情里不免夹带着遗憾、责怪的色调。一只手牢牢地搭在他肩上，那情景生怕他溜走似的。这已经是他的导师第三次挽留他。

　盛志勇不能不承认，这里的确很好。在这个国度里，他为医学科技之发达、自己术有专攻而欣喜，却又为在这个“自由世界”里看到那么多的不平等和种族歧视而迷惘郁忿。他周围的美国同行都是白人，包括他的导师颇斯先生。盛志勇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靠自己的智慧与勤奋赢得了导师和同行们的青睐。进修不到半年，导师就把重要的研究项目交给他，并邀请他给美国学生上课。导师又答应给他一定的酬劳，如果他愿意可以延长进修期或者长期留下来。然而，这一切都永远无法超越历史在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沉淀。祖国与民族不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他懂得她的含义，更懂得一个残破的中国，一个贫穷积弱的民族统一在五星红旗下将意味着什么。身在异国他乡漂流的学子，就更知道她的分量。就在这时，他的弟弟来信了。弟弟在信中说，东北、华北已经解放，人民解放军的旗帜已在北平的上空飘扬，百万大军很快就挥戈打过长江，全国的解放亦指日可待。弟弟劝他赶快回国，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他乘火车抵达纽约，然后从东海岸一直奔波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几经周折终于买到了回国的船票，这时，西海岸爆发了工人大罢工，所有的航运都停止了。旧金山那荡漾着绵绵柔情的海湾，却无法使这位中国学者平静。他在码头附近一所小旅馆里住了10多天，每天都要去码头去打探消息，终于搭上了一班小型客轮，经过10多天的海上颠簸，1948年12月31日，在解放军的炮声响彻长江北岸的时刻，他回到了上海。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呐呐地像是自语，眼眶含着的是一个儿子投入母亲怀抱的热泪。那时候，各类人才纷纷回国，人心所向，形成潮流。在迎接黎明的时刻，黄家驷教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共产党得民心，得天下，能救中国，也能治国兴邦。共产党来了什么都会好起来，中国的医学事业大有希望”。这句话在他的脑海里铸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直至1962年3月他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时，还萦绕在耳边。

　盛志勇院士(右)在查房

　在共和国坎坷发展的历程中，他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的脉搏一起跳动

　如果说，盛志勇的生日与党的诞辰同在一天是偶然的话，那么他的命运与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与共和国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则绝非偶然。在近70年的医学生涯中，他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的脉搏一起跳动，他满怀深情地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每当共和国出现急、难、险、重的情况时，他都置生死于度外，慷慨赴难。

　当美帝国主义在鸭绿江边燃起战火的时候，盛志勇与一群热血青年加入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前方，在齐齐哈尔第二陆军医院救治志愿军伤员。前线战伤抢救急需大量新鲜血液，他协助沈克非教授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中心血库，成功研制出了向前线输送新鲜血液的保温防震箱。在中心血库建成后的3个月里，瓶装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从国内运送到朝鲜战场，挽救了数以万计的伤员生命。向前线提供新鲜血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成功的创举。大批志愿军伤员运送到后方后，用于止血的明胶海绵发生危机，盛志勇从冻豆腐中受到启示，成功研制出了淀粉海绵，填补了战伤止血的空白。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盛志勇对参加抗美援朝手术队的经历依然慷慨良多，这番非同寻常的经历使他更加认识了战争，并从此开始了他魂系战争创伤、烧伤研究与治疗的军事医学生涯。

　作为白衣使者，他的足迹涉及朝鲜半岛、越南和罗马尼亚，用自己的高超医术传播着中国人民的友谊。1959年9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来我国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一次车祸腿部受伤骨折，盛志勇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及时为他治疗，由于时间紧迫，为保证黎清毅副总理在10月1日能够不失外交礼仪登上天安门城楼，盛志勇想了各种办法，为他赶做了一双具有保护性的特制鞋，黎副总理非常满意。参加国庆典礼后，盛志勇又继续为他治疗并护送回国。

　1962年，中印边境狼烟烽起，盛志勇作为军委派出的医疗队队长，率队奔赴世界屋脊。当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他一如继往到云南、广西前线救治伤员。

　当中国西南大动脉——成昆铁路开始建设的时候，他又风尘仆仆，追随着铁道兵的步伐穿没于崇山峻岭。一次在禄丰的大山腹地，天降暴雨，龙川江洪水暴涨，医疗队接到指挥部命令，要立即派人到江对岸元谋抢救一名受重伤的战士，盛志勇立即背起手术箱下了山岗。龙川江浊浪翻滚，江面上仅有的一座木桥被洪水冲毁，两岸之间有一条铁索在半空中吊着，被风吹的晃来晃去。他问前来接医生的通信员是怎么过来的，通信员说是溜着铁索滑过来的。盛志勇说，你能过来我就能过去。于是，他跨骑在木板上，紧握悬吊的铁索，随着滑动的滑轮向江对岸滑去。滑轮与铁索的磨砺发出嘎吱嘎吱的尖叫声，人和木板吊在几十米宽的深涧半空中悠来荡去，看上去像一片随风飘浮的叶子，脚下是万丈深渊和咆哮的洪水……为了与死神争夺战士的生命，他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1966年邢台发生强烈地震的当天，盛志勇奉命率领由18人组成的医疗队迅速赶到震区，不分昼夜连续抢救伤员，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天中午，盛志勇正在给一个伤员换药，只听见有一种怪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像是从楼顶，从四周，又像是从地腹，从岩层里发出来的，呼地一声掠过，整座楼随之像打摆子似地瑟瑟颤抖，他意识到一场大的余震顷刻间就要来临，立即背起正换药的伤员朝楼外跑，边跑边命令医疗队员迅速转移伤员。从后来的地震测报中得知，这次余震强度为7.8级。

　1976年，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使几十万人身遭厄运，身在北京的盛志勇和他的战友们连续几天几夜抢救从灾区运来的伤员……。一天，盛志勇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率领一个抢救小组急赴唐山，抢救被倒塌废墟埋没了多日的生还者。这是一次与死神做殊死较量的战斗。有记者在现场拍下这样的镜头：一位老太太在灾后15天从废墟堆里扒出来，在强烈地震把一幢楼夷为平地时，她的两条腿被楼板死死挤压住，身子被挤进床下一个狭小的空隙里，在震后15天里，仅靠偶然的雨水和自己的尿奇迹般的存活下来，但心跳已经非常微弱。盛志勇闻讯赶到后，凭着几十年的丰富经验，终于把她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唐山抗震救灾回来后，盛志勇撰写了《唐山大地震中大批伤员的医疗救护及创伤治疗的回顾》报告，此报告在第46届美国创伤学会FITTS讲座上宣读，引起国际创伤界的关注与反响。该学会自成立12年中只聘请过4名外国学者作专题报告，盛志勇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接纳为该学会名誉会员，成为当时惟一获此荣誉的中国学者。

　几十年来，盛志勇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随时听从党召唤的战士。在他的行医生涯中，他总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只要病人需要，他都无私地奉献，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他却毫无怨言地多次下医疗队，在穷乡僻壤为农民送医送药。

　1969年他随医疗队来到陕西安康贫困山区，走家串户为人民群众巡诊治病。有一位40多岁的农民患了疝气，痛苦不堪，由于离县城很远且家境穷困。整整忍受了十几年。盛志勇就在一个农家炕头吊起白布单，御下门板，搭起手术台，为他做了手术，手术成功后，这位农民逢人就说：“在咱这山沟沟，人老几辈子，碰上样的‘老把式’，真是我的福气啊！”

　一次，一位农村妇女因长期胃溃疡造成幽门梗阻和出血，生命垂危，急需输血和手术，医疗队没有验血设备，去县城医院找血源路途远，来回需很长时间，经询问这位妇女是B型血，正好和盛志勇的血型相同，在这紧急情况下，盛志勇毫不犹豫地搀起衣袖，对随行的医生说，我是B型血，抽我的吧！300毫升鲜红的血液输入病人的血管，接着他又为病人做了手术……　　……

　一次次不平凡的人生历练，奏出了盛志勇浩荡恢宏的生命之歌，在这首歌中，充满了仁爱之情。

　盛志勇与学生讨论问题

　当撒下的汗水结出累累硕果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他那对科学执著追求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盛志勇常说：医学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一种非常高尚的科学，在这个科学的殿堂里，当今的人们仅仅只是踏进了门槛，无数的疾病人们还没有认识它，只有从理论上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和发病机理，才能拿出有效的防范措施和治疗办法。

　也许与他的名字有关，在盛志勇身上，既具有科学家的睿智，又具有战士的勇气。作为我国烧伤医学专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近70年的医学生涯中，他以对医学事业的挚爱和顽强不息的探索精神，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共和国医学之最，他精湛的医术使无数遭火魔吞卷过的人获得第二次生命，特别是在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治疗方面，把我国烧伤救治水平推向了世界领先地位。

　烧伤后24小时内，由于患者血管扩张，大量血浆外渗，使血容量降低，导致患者休克。此时，必须为患者补液。盛志勇发现，若按原有的补液公式为患者补液，并不能使患者平稳地度过休克期，许多患者仍会出现持续的血容量减少和缺氧状态，并出现器官、组织、细胞的不同病变，使感染期提前、感染程度加重，加大了对患者治疗的困难。对此，他创造性地采用漂浮导管，对患者进行血流动力学补液监测，并据此提出了新的烧伤休克期补液公式，结果，减少了患者的并发症和创面愈合时间，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特别是他们提出的补液量以患者的尿量能达到每公斤体重每小时50～100毫升为标准的概念，为没有条件开展血流动力学监测的基层医院，提供了为烧伤患者休克期补液的依据。

　大面积烧伤患者休克期的血浆外渗和红细胞丢失，导致患者发生贫血，最终会导致患者出现一系列脏器的病变。过去，烧伤界仅给患者补充血浆、生理盐水、葡萄糖或代血浆等，而不敢给患者补充全血。其理由是，输全血会加重血液浓缩、增加血黏度、阻滞微循环、形成毛细血管内的微血栓。而盛志勇认为，若能及早预防、纠正患者的贫血，对患者的预后大有好处。他带领学生，开展了大量的烧伤休克期输入全血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结果证明，烧伤休克期输入全血，不会产生不利的后果，而对贫血的纠正却较仅输盐糖溶液略胜一筹。

　20世纪50～60年代，常见大面积烧伤患者在住院不到24小时、创面未见感染之前，便出现严重的全身感染、中毒症状，由于找不到感染的原因，人们将其称为“暴发性败血症”。针对这种情况，盛志勇从烧伤对患者全身器官的影响入手，对这一不明原因的感染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最终查明，这种感染是由于烧伤后人体的大部分血液被人体的生理作用分配到生命中枢以维持生命，这样就使其它器官的血供减少，其中最显著的是肠道的缺血。肠道是个细菌库，并有大量内毒素存在，肠道缺血使肠黏膜受损，导致肠道内毒素进入肝脏等脏器和血液中，引起脓毒症。根据这一研究结果，他提出，细菌内毒素是引发烧伤后脓毒症的主要原因，并在国内外首先应用二氧化碳张力计监测胃肠黏膜pH值、以山莨菪碱改善胃肠道缺血状况来预防患者的脓毒症，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的早期处理直接关系到后期疗效的好坏。传统的观点认为烧伤已经给患者造成严重伤害，如在早期做创面切痂处理，会加大对伤员的打击，使伤员难以忍受，主张推迟手术，烧伤5天以后再分期完成切痂处理，但临床治疗效果不够理想，常发生感染和脓毒症。盛志勇经过大量研究和临床观察发现，当患者的天然屏障—皮肤烧伤后，细菌很早就可经焦痂进入痂下，焦痂溶解后更为细菌滋生繁殖和侵袭提供条件，焦痂本身分解形成焦痂毒素，细菌及其毒素和焦痂毒素大量人侵，发生毒血症、创面脓毒症，进而导致患者发生危机。据此，他大胆提出了在患者烧伤后48小时内切除焦痂的治疗方法。为保证早期切痂的顺利进行，他带领学生进一步探索，采用漂浮导管，对患者进行动态血流动力学监测，以保证切痂手术不会使患者的休克恶化。实践证明，早期切痂不但降低了患者的高代谢率和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发生率，还减少了患者的抗生素使用量，缩短了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

　盛志勇在烧伤研究中，不但具有勇攀高峰的志气和勇气，还具有敏锐的思维和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被他总是能够抓住烧伤的关键问题，并以百折不挠的韧劲加以解决而折服。当记者问他这里面有何诀窍时，他说：“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必须在临床工作中深入观察、勤于思考，从发现的问题入手，临床上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要打主动仗，防患于未然，这样才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些话语体现了这位共和国院士的思维之光。

　在烧伤的临床治疗中，切痂植皮是大面积深度烧伤救治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由于烧伤面积大，患者自身可供植皮的部位很少，完全用自体皮覆盖创面非常困难，有的甚至根本不可能，必须依赖大量的异体皮覆盖创面，控制感染。而在临床中，往往遇到有异体皮的时候没有伤员，千方百计弄来的皮白白烂掉；而当突然接收到烧伤病人需要植皮的时候，却又找不到异体皮。20世纪70年代初，盛志勇从国外用液氮储存牛精子的报道中得到启示，又打听到北京北郊农场利用人工授精发展养牛业的消息，那里有一套专门储存精子的设施。他想，精子能储存成活，皮肤也应该可以储存成活。他与朱兆明教授一起，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靠一张办公桌，两只杜瓦瓶起家，在皮肤储存领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探索和实验研究。他和朱兆明冒着严寒酷暑，去北京北郊农场参观学习人工储存精液的经验，走访中国科学院低温研究所，翻阅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对于皮肤储存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要进行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实验才能取得一点点的进展。其间，他们先后攻克了储皮装置研究、皮肤活力测定、抗冻液配制、皮肤消毒方法以及降温复活控制等道道技术难关。多少次失败，多少个寒暑，终于完成了用液氮储存皮肤的方法，建成了当时全国第一家、亚洲最大的低温异体皮库。据统计，这座皮库建成后，先后向20多个省市100多家医院提供异体皮肤，挽救了1600多名大面积特重型烧伤患者的生命。云南前线的烧伤战士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爆炸烧伤的技术人员，都曾使用过这个皮库储存的异体皮肤而得以生还。这项研究，在朱兆明教授的主持和协助下，有40余篇学术论文走上国内国际讲坛，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他们的帮助下，全国各大烧伤中心也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皮库。

　烧伤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是烧伤后最严重的并发症和最主要的死因，其发病机理复杂，早期诊断和救治困难，死亡率高达30——100%，严重影响烧伤治疗水平的提高，一直是当今创伤外科和危重病学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今国内外医学界共同研究的热点，从“七五”以来，一直被列为军队指令性研究课题。盛志勇作为我国烧伤医学的开拓者之一，责无旁贷地主动承担了这一研究课题。他把研究重点放在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发生机制这一关键问题上，通过对患者的临床研究以及大量的动物实验，获得了烧伤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的宝贵资料，提出对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的概念和临床特征的新认识、早期诊断依据以及多项快速准确的预警指标，并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发病机理的双相预激学说，主张创伤后多器官功能衰竭防治的重点应放在第一次打击阶段，即创伤早期及时去除或控制诱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病因，防止炎症失控，避免第二次打击的治疗原则。随后，他们探讨和制定了防治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的措施，这一研究成果应用到临床实践，使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的发生率从七、八十年代的33.6%降低到8.3%，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的病死率由原来的88.4%下降到47%，以致使大于30%体表面积的烧伤病人的总病死率从原来的29.7%下降到3.9%。他根据大量的临床资料，提出脓毒症发病机制中免疫混乱，建议既抗炎又提高免疫力的治疗方案，在多中心临床实践中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赞赏。

　他在烧伤领域的深厚造诣，使得在恶火魔掌中身遭不幸的人们获得了再生的希望　　医生的自豪莫过于技高一筹，活人无数。盛志勇的科研动力，来源于他对患者的挚爱。他珍重患者的生命就像珍重自己的生命。盛志勇在烧伤领域的艰辛探索和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为在恶火魔掌中侥幸逃生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生存康复的希望。

　航天工业部的青年女职工孙波因机房意外起火，全身95%烧伤，其中三度烧伤达90%，伴有重度呼吸道损伤，全身焦黑犹如木炭，生命垂危，盛志勇等专家对她进行了悉心的治疗，先后为她进行了38次植皮和整容手术，最长的一次手术达七、八小时，植皮时要在巴掌大的异体皮上挖160到200个小孔，再把小米粒一样大的自体皮相间植入孔内。光取病人的头皮移植就达30多次，而愈后病人竟奇迹般地长出了满头乌发。为了使病人完全康复，他们坚持了20年的追踪治疗，这位女工现在能和正常家庭主妇一样，用失去手指的双手包饺子、钩编织品、打乒乓球，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当记录这位女工救治、康复的资料片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国际烧伤会议上放映时，一位美国教授非常激动，竟把介绍情况的中国学者、时任烧伤科主任郭振荣教授抱起来转了两圈，兴奋地说：烧伤面积如此之大，治愈恢复如此之好，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人间奇迹，这样的病人，在美国只能放弃治疗。

　1997年6月，北京燕山脚下某化工厂发生恶性爆炸事故，46名在现场的职工被大火烧伤，其中9名重度烧伤的病人被送到304医院，最重的烧伤面积达100%，三度烧伤达90%，他们都伴有严重复合爆震伤和吸入性损伤，在盛志勇院士的主持下，连夜进行抢救，除3名烧伤合并肺部爆震伤患者因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死亡外，其它患者病情迅速稳定，安全渡过危险期、感染期，避免了发生脓毒症。4个月后，6名患者均治愈出院。

　拯救100%烧伤患者的生命，被烧伤界视为一种不可跨越的“禁区”，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国外同行看来，100%烧伤患者能活下来，简直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而盛志勇率领下的烧伤团队，自组建那天起，就紧紧盯住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进行攻克研究，决意要突破这个“禁区”，让“神话”变为现实！　　盛志勇说：超越生命，那是指人的一种境界，一种精神和灵魂。而这种境界，这种精神和灵魂，是要有一个生命的载体啊！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被损毁的生命载体，为之注入新的活力，生长出希望。

　1995年9月24日，一场意外事故，22岁的张赞、张敬彬所在的炼钢废物处理池瞬间“水漫金山”，同时有6名工人烫伤，他俩最重：100%烧伤，双腿肌肉大面积坏死，呼吸衰竭并发成人窘迫综合症、肾衰……每一种伤情都可以随时夺去这两条年轻的生命。面对“群伤”，盛志勇与时任烧伤科主任郭振荣、副主任柴家科当即决定：排出最强阵容“流水式”进行手术抢救，张赞、张敬彬被“特别护理”。仅张赞在一个多月特护期内就被8次抢救性手术——气管切开、呼吸机代呼吸、使用先进手段抗休克、抗肾衰、抗感染……抢救小组把最大的风险和最繁重的救治留给了自己。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救治，两条鲜活的生命奇迹般地得以生还。两个小伙子知道，他俩的生命是烧伤科的专家教授和医护人员用心血拧成绳子硬是从死神那拽回来的。可以想象，在肃静的病房走廊里，那拐杖着地发出的声音，在盛志勇和他的战友听来，那是在演奏着一首生命交响的乐曲…

　这样的奇迹，在盛志勇带领的烧伤团队已经屡见不鲜。1998他们连续收治8例濒危的“烧伤创面脓毒症”患者，全部救治成功；1999年收治危重烧伤患者376人，其中重型、特重型109人无一例死亡；2001年他们批量收治10名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其中6名患者伴有高钠血症、低白细胞血症和严重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等致命并发症，全部救治成功；2006年5月，黑龙江发生森林大火，35名武警官兵在扑灭大火中被烧伤，其中23名危重伤员送304医院抢救，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现任科主任柴家科和他的战友们夜以继日奋战在病房，精心治疗，细心护理，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终于从死神手里将这些英雄的生命全部夺了回来，实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零死亡”的救治目标……

　盛志勇和他的同事用心血和智慧，为那些被火魔吞卷而濒临死亡的生灵开启了生命之门，把我国危重烧伤救治水平推向世界领先地位。迄今为止，他们累计收治烧伤患者2万余例，烧伤总治愈率达99.8%，LA50达98.97%，远远高于美国28个烧伤中心95%和81.00%、英国伯明翰烧伤中心94%和42.83%的治疗水平。

　现代烧伤治疗的目标不应该仅是保住生命，而应该使患者重新走向社会，为社会所接受

　在盛志勇的心头，经常萦绕着一幅幅烧伤者的面容┄┄由于大面积的深度烧伤，虽然经治疗保住了性命，但无一例外的在身上留下了终生无法抹掉的伤疤。这种伤疤，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往日光彩的容颜，更深深刻进他们的心灵，成为今后人生路上永远的伤痛。这样活下来的人越多，留下的后遗症就越多，给家庭、社会造成的“包袱”就越大。

　盛志勇认为，现代烧伤治疗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保住生命，而应该包括患者身心、外貌及功能的康复，使他们达到生活自理，有较高的生活质量，还要走向社会，为社会所接受，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世界烧伤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也是中国几代烧伤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烧伤医学的开拓者之一，盛志勇和他的团队的使命，就是要为那些惨不忍睹的受难者，修复、弥合躯体和心理的伤痕，为一尊尊焦头烂额、皮开肉绽、体无完肤的身躯塑造重新站立的人的形象。

　为此，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他和他的同事就在烧伤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并在国内最早研制出适用于烧伤患者涂用的化妆油彩，解决了浅度烧伤愈合后皮肤色素沉着或脱色素的问题。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们根据烧伤的不同时间、不同部位、不同伤因、不同年龄、不同心理状态等，总结出一套不同手法的体疗按摩规律和系列功能康复疗法，如温水浴疗法、器械疗法、加压疗法、注射疗法、牵引疗法等，达到了无疤预防，有疤早治，促进功能康复的效果。一个个四肢疤痕挛缩畸形、长年卧床的患者，在他们的治疗下重新站起来，重返工作岗位。国内外烧伤专家评价这项成果“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是对世界烧伤医学的一大贡献。

　女话务员孙波经全力救治虽然过上了幸福生活，但在夏天，她的房间里要安两台空调，非常怕热，不敢出门。盛志勇说这是因为深Ⅱ度以上的大面积烧伤患者在受伤时，身上的汗腺都被烧掉了，没有汗腺体内的汗就排不出来，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尤其是夏天，病人更是难以耐受。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替代皮肤的研究不断获得新的进展，但如何解决大面积烧伤后皮肤出汗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烧伤界的重大难题，盛志勇和他的团队决心要攻克这一难题。　　本世纪初，在国家97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下，盛志勇和付小兵带领课题组开始进行骨髓干细胞体外诱导培养再生汗腺的研究。他们从汗腺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形成规律开始研究，用人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同经过处理后的人体汗腺细胞一起在体外进行培养，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体外可以转变成汗腺细胞。研究人员将体外诱导培养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种植到经过破坏的裸鼠脚掌上，观察发现裸鼠创面汗腺获得再生，而且具有发汗功能。在此基础上，他们对6名治愈后的烧伤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首先取病人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体外诱导培养汗腺细胞，然后将病人的瘢痕切除，把体外诱导培养的汗腺细胞种植到新鲜创面上，用经过处理的去细胞打孔异体真皮覆盖，把自体微粒皮撒在上面，再用异体皮覆盖创面。两个月后病人伤口愈合，发汗试验发现病人的皮肤上有汗液排出，其发汗速度比正常人较慢。经免疫组化鉴定，证明确是汗腺细胞，生化实验也证明，分泌的汗液pH值、电解质、渗透压和正常人的汗液基本相同。表明这种体外培养的汗腺细胞具有发汗功能，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救治成活后因汗腺破坏而无法排汗的世界性难题有望得到破解。这是盛志勇和他的同事用辛勤和汗水换来的又一个世界首创，盛志勇说，这一研究只是找到了一种方法，真正用到病人身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还将利用脐带组织的干细胞进行试验，这样就可以大面积培养汗腺细胞，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成熟，有望在大面积烧伤早期切痂即植入经诱导而形成的汗腺细胞，创面愈合即获得出汗功能，提高大面积深度烧伤幸存者的生活质量，大面积深度烧伤病人夏天外出运动将不再是梦。

　他象一棵大树，身后是一片茁壮成长的新苗

　面对迅猛发展的世界科学技术的挑战，盛志勇把为国家培养人才作为自己后半生的最大心愿。他常说，要赢得21世纪中国医学的大发展，使中国的烧伤医学事业在世界医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后来者。

　盛志勇以一个科学家博大的胸襟，甘为后来者居上做铺路石。1997年8月，盛志勇主动要求从烧伤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的理由是，应该给年轻人机会，让他们在风雨中把翅膀练硬。

　他用自己的双肩搭就了一座人梯，先后培养博士后2名、博士生11名、硕士生9名。在他的弟子当中有著名烧伤专家、博士生导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朱兆明教授；著名烧伤专家、博士生导师、前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郭振荣教授；第二届全国卫生系统百名科技之星、总后科技金星、博士生导师、和谐中国十佳健康卫士、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前任全国烧伤学会主任委员、现任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柴家科教授；全国首届百名优秀中青年科技之星、总后科技金星、十大杰出青年、创伤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付小兵教授；第31届国际军事医学大会文肯奖提名获得者、总后科技银星胡森博士；总后科技银星、全军杰出中青年基金获得者姚咏明博士……尤其是他最早的弟子王正国，在他当外科主任的时候，王正国还是科里的一名医生，1994年，王正国当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面对后来居上的变化，盛志勇高兴地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作为一名专家如果培养不出超越自己的学生，就是他最大的失败。1996年，他荣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他把国家奖给他的5.5万元奖金捐给医院，设立“盛志勇奖励基金”，1999年又把获得的20万港币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奖金捐给医院，设立“盛志勇医学成就奖”，用于奖励在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的科技人才。他积极同国外的同行联系，先后推荐8名医疗骨干到国外进修学习，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美元的外汇。他还把自己多年珍藏的外文原版图书捐赠给医院图书馆，并为医院向国外友人募集医学书籍杂志上千册。医院图书馆匾额的苍劲手书就是盛志勇写的。这其中蕴涵了他对后来人的殷殷厚望。

　今日的烧伤研究所，在盛志勇这棵大树下，新苗茁壮成林。医学科研队伍中硕士以上学历占83%，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7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全国优秀青年科技之星2人，总后科技金星2人，科技银星2人，科技新星1人，研究所下设临床部、基础部6名正副主任平均年龄43岁，全部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烧伤整形科现任主任柴家科教授在谈到盛志勇院士为他个人的成长、为304医院烧伤科的发展所付出的心血时，非常动感情，“这么多年来，他带领我们一路奔波，在探索的泥泞中跋涉到今天，从烧伤科到全军烧伤中心、到全军烧伤研究所，成为全军重中之重学科，全国重点学科，取得这么多骄人的成果，确实不容易啊！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压力很大，干不好对不起他老人家……”

　著名创伤外科专家王正国院士在“喜庆恩师盛志勇院士八十华诞”的贺信中写道：“盛志勇院士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大临床学家，是科学研究上获得卓越成就并享有国际盛誉的大科学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名师和大教育家……”

　为了年轻一代的茁壮成长，盛志勇教授呕心沥血，一丝不苟。他已经是92岁高龄的老人，每天坐在办公室用他那架英文打字机，逐字逐句为他的学生修改文章，有的文章他要修改3遍以上，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

　他的学生谈起老师对他们的指导和教诲，个个如数家珍。

　现任创伤研究室副主任姚咏明教授是国内较早开展内毒素研究的青年学者。1992年他研究生毕业时刚刚27岁，他的研究生课题《内毒素和多器官衰竭关系的研究》以确凿的证据在国内外第一次系统阐明了肠源性内毒素血症与多脏器损害具有本质的因果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动态监测血液中内毒素含量及其可溶性受体水平，对于预警严重创伤后多器官衰竭的发生、发展过程有一定临床意义。从而使多器官衰竭的早期诊断和发病机制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盛志勇院士深切感受到，我国在内毒素和多器官衰竭研究领域，比西方国家并不落后，但我们的研究成果大都是用中文发表，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为了使姚咏明的研究得到世界的承认，他建议姚咏明把研究成果整理后尽快以英文发表。

　“这是我第一次用英语写论文，写得很艰苦，没有电脑，就一台打字机，像和尚坐禅敲木鱼似的，一天到晚嗒嗒地敲，每敲出一篇就交给盛老来改。200多页呀，他都要逐句逐段的反复修改。那怕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琢磨，很严谨。盛老说，你的文章发表后，不知有多少人要看，如果是错的，就会叫人误入歧途，误人子弟……”

　就这样，姚咏明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内毒素在多器官功能衰竭中作用的初步探讨》和《Re型内毒素抗血清对实验性多器官功能衰竭的防护效应》两篇英文论文，经过盛志勇院士逐句逐段的反复修改，分别在1992年《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中国医学科学杂志》英文版发表，很快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欧洲创伤休克学会创始人、奥地利维也纳路德维希•菠尔茨曼创伤研究所所长希拉格教授认为，姚咏明的观点具有独到见解，研究方法也很有创新性，对彻底揭示内毒素同多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的本质联系具有导向和方法学作用，并邀请姚咏明到他的研究所进行为期两年半的合作研究。

　盛志勇用他那历史的巨臂，把姚咏明推上了世界医学科研的大舞台，也把我国内毒素和多器官衰竭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世界先进行列，使我国又多了一位很有发展前景的青年科学家。姚咏明没有辜负盛老的悉心教诲和殷切期望，短短的几年中，先后承担国际合作、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研项目26项（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73项目课题等），获国际学术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军队和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2项。先后荣获欧洲、美国休克学会联合颁发的首届Schlag纪念奖、第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求实”杰出青年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并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被评为总后勤部“科技银星”和“首届十大学习成才标兵”……

　在他的学生中，都有着姚咏明同样的经历和感受，他们获得的每一项国家和军队奖，都浸透着盛老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留有盛老细心修改的笔迹。　　现任创伤外科研究室主任付小兵原来在第三军医大学从事创伤研究，1998年盛老把他“挖”到304医院。1992年，他在西班牙玛德理大学就读，仅用一年半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他和几位青年学者倡导下，组建了中华创伤学会组织修复学组，付小兵任首届学组副组长兼秘书长。从此，我国现代创伤修复学研究开始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2000年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创伤愈合大会上，付小兵当选为世界创伤愈合联盟执委，成为发展中国家从事创伤修复研究的科学家担任该项学术职务的第一人。他率先在国内外开展了用生长因子防治内脏损伤和促进损伤器官修复的研究，为人们从分子生物学领域促进受损内脏主动修复开辟了一条有希望的新途径。6年后，在英国卡的夫举行的第11届欧洲组织修复学术会议上，美国和欧洲等国家首次将内脏损伤修复列为大会议题，付小兵作为特邀科学家应邀在大会上报告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最新成果，标明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居世界先进水平。2009年付小兵被评为中国工程院士。

　在2003年2月28日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柴家科教授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获奖证书。这是2002年度全国卫生系统唯一的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谈自己，确情不自禁地谈起了他的同仁，谈起了他的老师:“这一成果是我国几代烧伤人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我的老师盛志勇，为此负出了他毕生的精力”。早在90年代初，盛老就带领他的学生，开始对脓毒症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生机理及临床防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10年磨一剑，他们终于在国内外首次系统阐明了严重烧伤脓毒症发病机制及规律，创建了符合烧伤实际的烧伤脓毒症诊断标准和临床综合防治方案，经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医院推广应用，使我国烧伤脓毒症的临床防治有了突破性进展。然而，在获奖作者中，排在第一名是他的学生柴家科，盛志勇的名字排在后边……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人们的心目中，盛志勇院士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的渊博学识和卓越成就，更在于他的人格教诲……

　盛志勇淡泊名利，胸襟豁达。他从不表白自己，非常尊重同行。他多次对大家说，不要自己给自己戴高帽，讲什么一流水平，要虚心学习老大哥单位的技术经验。他认为，医学事业是篇大文章，要靠大家做。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有永保谦逊，才能不断进步。

　他治学严谨，为人师表。朱兆明、郭振荣、柴家科等在烧伤领域都是很有建树的“大腕”，同时又都是盛志勇麾下最得力的助手和弟子。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同心结”：良师益友，情感真诚。

　郭振荣说，做盛老的弟子气不能短，但发不可长，指甲须随时修剪，衣冠要整洁大方，写论文不仅汉语要好，而且英语必须过关……他管得竟如此具体并升华到理性的高度：医生是个无比高尚的职业，不仅医术要精，医风纯正，而且言谈举止都应在患者面前树立起应有的良好形象。

　正是他人格的魅力，在他的学生心目中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感召着他的学生。1995年12月，姚咏明在奥地利维也纳路德维希•菠尔茨曼创伤研究所完成了他的研究工作，他的导师希拉格教授再三恳请他能继续留在研究所工作。这时的姚咏明才真正感受到关于命运、前途的抉择是多么重要！他铭记着出国时盛志勇院士对他讲的一番肺腑之言：“我们的国家还不发达，还不富裕，祖国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需要你们年轻人，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在姚咏明的心目中，盛志勇院士一直是他仿效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他没有任何犹豫，毅然回到祖国，他说，“我不后悔我的选择。”

　回首往事，无怨无悔。今天的盛志勇无暇感慨往日的艰辛，只有更深一层的紧迫感。他说，我的来年不多，在有限的时间里，我还有4大课题需要攻克；一是吸入性损伤的研究。央视新楼大火一名消防队员因吸入性损伤而牺牲，其实，多数吸入性损伤不是烧伤，而是大火燃烧中产生的化学物质引起的呼吸道甚至肺泡、支气管粘膜的损伤。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三医大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治疗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已经在动物身上进行了试验，取得初步进展，拟进一步在临床上进行研究；二是研制一种用于灾难现场或战场能延迟伤员休克时间的口服药物。这次汶川地震，道路阻塞，医生进不去，挖出来的伤员由于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在战场上也有这种情况，卫生员不可能背那么多的液体，伤员得不到及时输液。要研制一种能够口服、便于携带的药物，用于延迟伤员休克死亡的时间，为后面的抢救赢得时间；三是进一步开展汗腺的研究。要建立汗腺细胞库，缩短转化的时间，用动物胶原替代现在用于覆盖创面的异体皮；四是找到一种能快速诊断细菌的方法。所有开放伤都有污染，有污染就有感染。现在用抗生素控制感染，由于不知道是什么细菌，只能用广谱抗生素，不仅使细菌产生耐药性，而且对环境造成污染。如果能很快诊断出是什么细菌感染，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联合使用窄谱抗生素，不仅可以使感染极早得到控制，而且可以大量节省卫生资源，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我国烧伤研治领域后继有人，是我最感欣慰之事”，盛志勇如是说。

　为了中国烧伤医学的明天，盛志勇一刻也不肯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的目光永远盯在世界医学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