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记者：郝俊 时间：2013-07-05

 

 

    张宗祜　1926年2月19日出生，河北满城人，我国著名地质学家。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5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研究生部，获地质矿物学副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对黄土地层划分、工程地质特性与微结构的关系、土壤侵蚀、水流运移规律、黄河治理、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第四纪下限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对于地质工作者而言，山水早已超越了风景，成为他们与地球对话的“语言”。

 

    摊开一张中国地图，我们看到蓝色的河流湖泊，绿色的平原大地，褐色的高原山脉……

 

    作为一名阅尽千山万水的“老地质”，两院院士张宗祜对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起伏曲折早已了然于胸。然而，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他仍是忍不住一次次独自面对地图，仔细端详。

 

    当他凝视地图，每一个城镇、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脉，都不再仅仅是颜色各异的地理名词。它们仿似一把无形的钥匙，共同打开了张宗祜记忆的闸门。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对于地质工作者而言，山水早已超越了风景，成为他们与地球对话的“语言”。张宗祜的“山水人生路”，就从读懂大地开始。

 

    破译石头语言的人

 

    生在太行山脚下，这似乎注定了张宗祜将与山石结缘。

 

    当张宗祜还是个山野顽童时，家乡小村边一座名叫铜锣山的小山，成了他和小伙伴们最大的游戏乐园。他们经常一起跌跌撞撞嬉闹着爬上山顶。极目眺望，远处的太行山层峦叠嶂，显得神秘莫测。

 

    “石头无言，却能告诉人们远古时代的许多秘密，只有破译石头语言的人，才能读出其中奥秘。”一位高中老师的这番话，成为张宗祜人生旅途中的第一块重要指引牌，激发起他那强烈的求知欲。

 

    高中毕业，张宗祜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立志要读懂石头的语言，破译那从远古流传而来的秘密。1948年大学毕业，他投考到当时的中国石油公司在兰州的石油地质勘探处，从事石油勘探工作。

 

    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张宗祜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很快就破译出一个重大秘密。

 

    改不了爱爬山的习惯，张宗祜经常在工作单位附近的山上流连忘返，对着石头敲敲打打。就在这看似无意的敲打中，初出茅庐的他在老君庙油矿区（现玉门油田）发现了含中新世微型软体的化石。就这样，他成为该油矿区的首位化石发现者，从而为确定储油层的地质年代提供了最好的依据。

 

    对于一位勤奋而勇敢的地质工作者，大自然始终是慷慨的，终会将自己的谜底作为礼物赠予读懂它的人们。然而，这个过程通常充满了艰险与曲折，并不总是伴着幸运而来。

 

    1951年9月，张宗祜作为解放后国家第一批派往苏联学习的留学生成员，前往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攻读研究生。因为当时国家急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面的专业人才，他最终被分配到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导师建议他以黄土的工程地质问题为研究对象确定论文题目。

 

    此前在兰州时，张宗祜第一次见到黄土。那时的他并未料到，未来会与黄土结下不解之缘。

 

    张宗祜学成回国时，正值全国第二个五年建设期，重点是在我国西北地区，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城市建设、工矿企业、供水水源地开发建设、水土保持等工程犹如雨后春笋，遍布黄土高原。为适应国家需求，1956年，张宗祜领导的黄土研究组成立，西北黄土的综合研究由此拉开帷幕。

 

    “我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和华北的黄土平原都是世界最大，这无异于世界级的地质博物馆。”进入黄土世界，张宗祜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长久以来，关于黄土成因问题似乎早有定论。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早在1868年就提出“风成说”，认为中国的巨厚黄土和世界其他地区黄土都是“风成”的，世界各国很多专家也都认同这一观点，沿袭近百年。

 

    然而在长期的野外勘测和研究中，张宗祜开始对“风吹起西部沙漠细土降落形成黄土”的理解提出质疑，因为将这一理论引入工程实践，有时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是不是还有许多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地质作用和过程，对黄土高原的形成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大自然又在张宗祜心底埋下了一个谜题。

 

    揭示黄土成因之谜，此后贯穿在张宗祜一生的黄土研究中，他对亲自取得的一手资料极为重视，唯恐遗漏重要现象和规律。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张宗祜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驱车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干涸的塔里木河旁一处沙丘底部，他看到了一层类似黏土的白硬土层。这是大自然又一次的慷慨赠予，为他留下了证据：这层特别的物质是氧化钙，是水作用下的产物，而它的年代较黄土高原却“年轻”许多。

 

    穿越塔克拉玛干，为张宗祜提出的中国黄土“多成因”观点找到了许多有利证据。如今，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不容忽视的“一家之言”。

 

    “科研的价值在于突破，按已有的条条框框做事可以叫‘设计’或者‘作业’，但不能叫做科研。”这是张宗祜秉持的科研之道。踏遍黄土高原、穿越戈壁沙漠，只为求索那些蛮荒时代就被深埋地下的答案。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对于地质人来说，“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不再是能够天天休养生息、温暖欢乐的居所，而是一份遥远的牵挂和思念。每次回到家中，他们早已精疲力尽。

 

    “生老大时他不在，生老二时他还不在。”张宗祜的老伴唐汝俭并没有抱怨的语气，只是平淡而从容地说，“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他跟黄土过了一辈子，我们全家人都习惯了。”

 

    女儿张静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父亲远行之后回家，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地质包，猜想一定有好吃好玩的。冲上前去打开包一看，她呆住了，包里除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外，再无他物。

 

    “搞地质就是要出野外。”张宗祜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自己的事业原则——亲眼看到，亲手摸到。

 

    妻子眼中“跟黄土过了一辈子”的张宗祜，有他自己心中所认为“世上最快乐的事”，那就是让老百姓们尝到科学果实的甘甜。

 

    1958年，张宗祜领导黄土研究组，负责引洮河水至甘肃的大型饮水渠道的工程地质研究工作。他们在宁夏与甘肃交界的山野里游走，从塬、峁顶部爬到深沟底下，再从深沟爬到塬上。当地老乡看到后完全不能理解，对他们说：“有大道你们不走，专走那狼都不走的路。”

 

    那个年代，这一地区的居民都在黄土坡上挖窑洞居住，非常分散。一天，考察队在天黑后还没能找到可以借宿的村落，望着起伏绵延的黄土梁和沟壑茫然一片，完全辨不出窑洞的方位。

 

    考察队想到，可以高声呼喊老乡，以求得到回应，但呼唤了很多次，都没有任何结果。就在大家准备放弃时，忽闻远处传来狗叫声，大家欢呼雀跃。

 

    循着犬吠声，张宗祜和同伴总算找到了栖身过夜之处，但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深感震撼。

 

    “这家人住的是一孔破旧的黄土窑洞，窑洞里仅有的就是靠洞口的一条土炕，炕上挤着三个连衣服都没有穿的孩子，棉被早已千疮百孔。”那一幕，张宗祜永难忘记。

 

    那天晚上，张宗祜难以入眠，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应该为这里的人民做些什么呢？他们需要的是有肥力的土壤和用于生活、灌溉的水源。

 

    研究了多年黄土，张宗祜第一次感觉到，书籍和论文里的那些概念——湿陷、渗漏是如此真切而鲜活，它们都是造成黄土高原引水灌溉之难的元凶。

 

    “那里非常缺水，农民在雨季集一点点雨水进水窖，终年以此维持生命，地里玉米和土豆的亩产仅仅只有10公斤。”面对如此贫瘠的土地，张宗祜心里感到疼痛。

 

    就在那年冬天，在宁夏固原的黄土梁顶上，张宗祜开始了被看做世界级难题的黄土渗透性研究。1960年，他带领小组选择甘肃定西的厚层黄土作为大型野外试验场，在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居民的黄土梁顶搭起帐篷，开始了不间断的连续注水入渗试验。

 

    77天的奋战，他们取得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并由此揭示出一个重要规律：水流在厚层黄土中的长期入渗过程中，黄土的渗透性将随入渗时间的延长和入渗水量的大小不断改变渗透系数。

 

    这是人类首次发现黄土的渗透性规律，突破了传统水文地质学和水力学的固有认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宗祜参与的引洮河水工程中途夭折，这成为他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一个遗憾。

 

    “黄土，就像一部玄妙的天书。”此后，在张宗祜与黄土的厮磨坚守中，一系列有关黄土的重大科学发现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他绘制的《我国黄土类工程地质图》成为全国重大科技成果之一，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一系列重大水利、交通项目都在他的理论指导下成功实施。

 

    2004年，张宗祜再次踏上黄土高原，洛川、黄陵、西峰、靖边、固原……眼前的一切熟悉又陌生。看到自己的科研工作为当地建设发挥了作用，年近八旬的他开心得像一个孩子。

 

    3年后，因罹患食道癌，张宗祜才不得已停下了脚步，在医院治疗养病。他向前来看望的人透露自己的心愿：“按照医嘱，我再坚持两年病情就能稳定。我还想再出次野外，再上回山，下回河！”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张宗祜是一座坚毅的高山。人们都说，这位国内黄土研究“第一人”所取得的成就，常人难以企及。而这位“高山”却总是笑言，自己只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已，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