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琦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7-15

 

 

 

    ■本报记者 陆琦

 

    7月11日，西安阎良，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一间会议室里。

 

    眼前这位老人精神矍铄，喜欢看名著、读小说、听交响乐，多年的科研经历告诉他，“科技与艺术是相通的”；

 

    83岁高龄仍坚持每天学习两三个小时，他深知“科学技术不进则退”；

 

    他还每天看书、看杂志、做剪报，“《中国科学报》是每天必看的报纸”；

 

    虽已功成身退，他依然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奔波忙碌，数十年如一日，“敢想敢干，创新就是工作的组成部分”。

 

    他，就是中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飞豹”飞机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一坚。

 

    志愿写满航空

 

    陈一坚出生在一个充盈着书香和爱国之气的家庭。其父陈昭奇坚信“教育救国、科教强国”，早年两次留学日本，学成回国后参加了当时的爱国学生运动。

 

    “父亲完全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教育方法，为你提供条件，让你自由发展。”陈一坚自小爱好广泛，父亲书架上的大堆历史名著成为他最大的乐趣。

 

    抗日战争爆发，陈一坚随父亲教学的学校迁往福建省南平县，当时满天轰鸣的日军战机成为陈一坚对飞机的最初记忆，也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当时的人比较愚昧，在日本飞机空袭时，生怕被敌机驾驶员听见地面声音，甚至将哭叫中的婴儿活活闷死。那一幕太惨了！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天上都是人家的飞机，我们的飞机哪里去了？”毫无还手之力的切肤之痛，一直深藏在陈一坚的心中。

 

    1948年，陈一坚高中毕业，福州的几所大学刚刚恢复招生，他就报考了福建师大物理系并被录取。不久，得知厦门大学航空系开始招生，陈一坚兴奋无比，当机立断报考，而且三个志愿都填上了“航空系”。

 

    “你不录取我，我换个大学再去考，直至录取。”陈一坚当时认准了要学航空、造飞机，“如果我们没有飞机，将来还会受别人的欺负”。

 

    结果，陈一坚考上了。后在我国第一次院系调整中，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航空系合并，陈一坚又从厦大转入了清华。

 

    梦想起飞

 

    1952年，陈一坚完成清华飞机设计专业的学习，被分配到哈尔滨122厂（现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公司）。

 

    “工作的头几年，虽然生活艰苦，但我情绪高昂，工作充实，心中更是充满了理想成为现实的喜悦。”

 

    经过三年的努力，陈一坚和同事们不仅掌握了飞机修理技术，保证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同时也学会了仿制苏联飞机。

 

    1956年底，陈一坚告别新婚一年的妻子，入选来到刚刚组建的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沈阳飞机设计所前身）。陈一坚的飞机设计生涯也从那里真正起步。

 

    他参与了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歼击教练机——歼教1的研制。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8年7月首飞成功，歼教1飞机只用了1年零9个月的时间。经过歼教1飞机的设计和试制，我国第一支白手起家的队伍终于实现了自行设计飞机零的突破。

 

    1961年8月，六院601所（即沈阳飞机设计所）正式成立。同年，陈一坚由专业组长升任601所机身室主任。

 

    陈一坚先后干过总体、气动、强度、结构、系统等专业的设计。“这为我后来担任‘飞豹’飞机的型号总设计师，熟悉各专业情况，统揽全局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夏，陈一坚和导师徐舜寿一起被调往西安阎良的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中航工业一飞院前身）。

 

    正当陈一坚准备大干一场实现自己“献身航空，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时，“文革”席卷而来。陈一坚被无情地从飞机研制前线横扫到“牛棚”里，他种过地、放过羊、喂过猪、修理过汽车……

 

    在逆境中，陈一坚未曾忘记自己的梦想和使命，坚持研读飞机疲劳断裂理论，编写了我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编写了运7飞机疲劳试验疲劳载荷谱，结束了我国飞机研制完全参考外国通用疲劳载荷谱的历史。

 

    “飞豹”精神代代传

 

    在“文革”中受到巨大冲击的陈一坚，“解放”后没有选择离开。

 

    “‘飞豹’需要我，我要老老实实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型号搞成功。”陈一坚坚信，一旦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后，就要把自己的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脱钩。

 

    “飞豹”研制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原准机可以借鉴模仿，更何况在改革开放这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才和设备都相当匮乏。

 

    “当时欧洲开出的合作条件十分苛刻：核心技术不给，要价21个亿，谈判最终不欢而散。”国外的技术买不来，白手起家、自主创新的巨大压力就落在包括陈一坚在内的飞机设计师的肩上。

 

    1982年，陈一坚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飞豹”（歼轰7）飞机型号总设计师。飞机设计规范的选取是他首先要面对和决策的重大问题。

 

    究竟是采用落后但十分保险的苏联规范，还是冒着风险采用先进的美国规范？陈一坚毅然决定规范转轨。“仍然选用苏联规范我不会有错，但是这个飞机可能完成不了军委给的一大堆指标。”

 

    “飞豹”研制团队突破传统做法，大量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为了更好地满足国防需求，他们甚至提出了确保飞机研制成功后20年不落后的高标准。

 

    “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干出一架好飞机来。”陈一坚向记者描述，大家没日没夜地干，双职工没人带孩子，就把孩子带到办公室里睡觉，小孩子从搁板上滚下来是常有的事。

 

    十年磨一剑。几度面临夭折的“飞豹”终于在1988年12月14日，迎来了放飞蓝天的时刻。1998年11月，在珠海国际航展上，“飞豹”首次公开亮相。

 

    1999年10月1日，在建国50周年阅兵中，6架“飞豹”组成的空中梯队，整齐地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陈一坚当时最大的感触是：“‘飞豹’来之不易！”

 

    “飞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测绘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历史性跨越。

 

    这么多年，令陈一坚最骄傲的还是他的团队，他们抱着航空报国的信念，扎根西部，默默奉献；而更令他欣慰的是，“报国、拼搏、求实、创新。团队的‘飞豹’精神已沉淀于中航工业一飞院人血脉之中，代代传承”。

 

    《中国科学报》 (2013-07-15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