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记者:李大伟 王玉山 时间:2013-07-21
多年以后,面对那面鲜红的旗帜,黎介寿就会想起他和弟弟彻夜长谈的那个黎明前的夜晚。
一辈子和肠子打交道的黎介寿,创造了一系列属于中国人的奇迹——
他是我国肠外瘘治疗的鼻祖,其领衔完成的“肠功能障碍的治疗”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是临床营养支持的奠基人,一举打破国际医疗界“残留小肠短于70厘米不能成活”的定论;
他是亚洲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开拓者,成功开展的小肠移植手术占整个亚洲一半以上,使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他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的“全世界研究肠道时间最长、最有成就的人”……
“如果把肠子比作一间房子,我现在只了解了它的框架结构,至于墙体里面的奥妙,还没来得及探究。”8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全军普外科研究所所长黎介寿如是评价自己毕生的事业。
巍巍井冈,见证着一位耄耋老人虔诚的脚步。
2011年,建党90周年前夕,南京总医院组织党员到井冈山现地见学,考虑到黎介寿年事已高,一开始没告诉他。他找到医院政委陈忠良:“作为一名老党员,接受党的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我要去!”
炎炎烈日下,黎介寿和年轻党员一起,爬崎岖山路,走挑粮小道,听传统报告,在信仰之山汲取精神力量。
北山革命烈士陵园有109级陡峭台阶,黎介寿执意不要人搀扶,一步一步登了上去。
松柏环抱的高大纪念碑前,面对聚拢过来的年轻同志,黎介寿心潮澎湃:“共产党人的信念,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
这是一个历经黑暗与光明、逆境与成功重重考验的信仰坚定者,发自肺腑的心声。
64年前的那个春天,正在“国民政府南京中央医院”当实习医生的黎介寿,人生第一次面临走与留的重大抉择:姐姐、姐夫发来电报,已订好去台湾的船票,要他和弟弟黎磊石赶到上海随母亲离开大陆。
走,是一辈子;留,也是一辈子。在那个风雨苍黄的春天,许多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没有犹豫!我们坚定地选择留下来。”对反动派黑暗统治早已失去信心的黎介寿,此时最大的向往就是光明。
南京解放前夜,伴着隆隆的炮声,滴酒不沾的兄弟二人打开一坛酒,谈了整整一个晚上:“黎明就要来了,当时心里面更多的是憧憬。酒干天亮,秉性刚烈的弟弟把酒坛都摔了!”
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性格温润的黎介寿,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激情焕发。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还不是军人的黎介寿主动请战,先后两次参加志愿军医疗团,并担任战地医疗队副队长。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与战友们一起,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没日没夜抢救伤员,荣立了他平生最为珍视的战功。
战火洗礼,让黎介寿向党组织靠拢的愿望更加迫切。可是由于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等原因,在很长时间里,黎介寿一直未能迈进党的大门。甚至在上世纪60年代,他一度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农村改造。
“逆境中信仰不能破灭,困难时支柱不能倒塌。”——对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信仰者而言,命运的打击,岁月的沧桑,都化作了黎介寿相信党、追随党的不懈力量。
从1949年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1979年加入党组织,30年间黎介寿先后写了27封入党申请书。
“一个医生,怎么这么执着,非要入党?”有人问。
“医生花很大的气力,救治的是一个人;而一个清明的政治,可以救治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从外强凌辱、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走过来,目睹了新国家的崭新风貌,黎介寿真切感受到只有国家的强盛,才有个人的精彩。
1979年3月的一个春日,面对鲜红的党旗,55岁的黎介寿庄严地举起右手:“当我一字一句宣读入党誓词时,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我对自己说,这辈子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信仰,对得起这面鲜红的旗帜……”
这个改革开放后的春日,也是黎介寿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起点。
一根肠子,一生心血。
从医60多年,黎介寿在肠道疾病研究领域先后取得了46项高等级成果,创造了诸多世界领先、亚洲第一。
肠瘘治疗是世界公认的医学难题,我国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落后发达国家几十年,死亡率极高。
1968年夏天,医院把一名重度肠瘘患者交给黎介寿。
“如何把瘘口补起来?”黎介寿天天坐在病人床前观察病情。肠瘘病人身上经常会发出呛人的恶臭,谁见谁躲,只有他浑然不觉。
“能不能用胶水粘合?”黎介寿决定在自己身上开刀试验。他关上房门,把事先准备好的胶水、碘酒、药棉、纱布等放到桌上,拿起锋利的手术刀,在左大腿上划开一条两寸多长的血口,小心翼翼地将调剂好的胶水,一滴一滴涂抹在刀口上……
几天后,伤口奇迹般愈合了——从那时起,这种成功应用于肠瘘辅助治疗的“胶补法”,一直沿用至今。
“肠瘘补好后,肠子营养问题解决不了,就搞营养支持;病人肠子切掉了,就搞短肠研究;短肠不行,就搞肠移植。”在“九曲回肠”的世界里,黎介寿一口气衍生出29个课题,形成了以“肠营养支持”为主的肠瘘系列疗法,引领全球发展方向,为患者撑起一把日渐繁茂的生命保护伞。
浙江女患者陈航仅有30厘米小肠,为正常人的十五分之一。在黎介寿治疗下,她靠肠营养支持生下健康女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依靠肠营养支持怀孕生育的“无肠女”。
1987年的一天深夜,一个因腹腔大出血、整个小肠被切除的13岁小姑娘抬到黎介寿面前。当时,小肠移植是个世界性难题,一些发达国家也刚刚开始探索。
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花季少女离开人世,这位专门研究肠道疾病的医生,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病房里,放声大哭……
“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能做;外国人做不到的,中国人也要争取做到!”擦干眼泪,黎介寿暗下决心。
当时,肾、肝、心、肺等器官移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因小肠内含有大量淋巴细胞与细菌,移植手术面临排斥反应和感染两大难题。
科学研究的每一步都艰辛异常。仅动物手术后存活24小时这一难题,黎介寿就苦苦钻研了近1年。每天晚上,他都守在猪圈,大年三十也不例外,人称“猪爷爷”。
1992年2月14日,历经1000多个日日夜夜,黎介寿终于取得亚洲首次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从此结束了4年多与猪“相依为命”的日子。
两年之后的3月12日,黎介寿为短肠综合征患者杜新平成功移植250厘米异体小肠,打破亚洲小肠移植“零”的记录,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因此成为世界上能做小肠移植术的9个国家24所医院之一。
世界知道了黎介寿,国际医坛越来越多的响起中国声音。
著名外科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瑞克说:“黎先生,您是世界上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我们敬佩你!”
国际权威学术机构、欧洲肠外肠内营养学会主席森格教授称赞:“黎介寿开创的事业,对治愈肠道疾病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做过两万多台手术的黎介寿,一生中唯一收下的患者礼物,是黑龙江“无肠农妇”马秀兰为他缝制的一双鞋垫。
打动他的,是鞋垫上绣的那对燃烧的红烛。
“黎老经常告诫我们,医生是为病人而存在的,医者最大的医德是爱病人。”在黎介寿身边学习工作了20多年的普外科主任医师李维勤记得,一次抢救病人时动作稍慢了一点,患者一口浓痰堵在喉咙里,经全力抢救才脱险。事后,黎介寿卡着秒表,让全科人员憋气两分钟,体验病人的感受。
2007年初,黎介寿带学生到南昌出差,约好第二天返回南京为一名病人手术。不料突遭暴雪,当天航班取消,火车票也已售完。学生劝他,推迟一天再走,或者换个医生做手术。
黎介寿正色说:“病人托付的是生命,万万耽搁不起!”
在火车站,他让学生做了个牌子举着:“危重病人等待手术,急需两张南京车票。”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们挤上火车,经过10多个小时的颠簸,连夜返回,按时为病人实施了手术。
来自浙江农村的李典举,小心翼翼地把一张核磁共振片子递给黎介寿,低声问:“大夫,用其他医院拍的片子行吗?”
黎介寿拿过来仔细看了看说:“怎么不行,这张片子拍得很清晰啊!”
他不知道,在此之前,李典举已经带着这张片子走了好几家医院,答复几乎都是“需要重新拍片做检查。”然而,重拍一张片子就要1400元。黎介寿一句话,省下了李典举在外打工的儿子一个月的血汗钱。
这些年来,寄送给黎介寿的1.4万多件表扬信和锦旗,见证着他对病人的大爱:为解决重症病人术后无意识乱动,他发明了人性化的“约束带”,在全国推广;为减少肠营养患者的奔波之苦,他在国内率先开出“家庭营养访视车”;为给病人减轻经济负担,他提出“加速康复”理念,使患者住院时间大大缩短、费用大大降低……
2011年5月18日,黎介寿照例走上手术台,为一名加拿大籍患者动手术。手术中,他突然心律不齐,脸色苍白,冷汗淋漓。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站立了7个多小时,成功完成手术。
患者得救了,黎介寿却晕倒在手术台上!
第二天,他沉重地向学生们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再亲手给病人动手术!
“体力和精力已经不容许我再承担一台大手术。不主动做这个决定,没人会催我,但我要对病人负责,做不了就是做不了!”那天,黎介寿抚摸着自己做最后一台手术的柳叶刀,擦了又擦,久久凝望……
多少年来,每当看到病人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人世的时候,早已生死看惯的黎介寿都会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头沉默,黯然神伤。
这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悲悯,也是一个医者对人类医术的伤感。
令黎介寿欣慰的是:他亲自培训了18900多名学生,18名弟子在国内一级学会担任常务理事以上学术职务,50多名学生在全国各大医院担任普外科主任——站在老师的肩膀上,他们,将会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