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记者：彭科峰 姜天海 时间：2013-08-30

 

 

    为了救人，李连达主动向医院提出，要利用业余时间来研究中药注射剂。

 

    没有实验设备，没有实验室，没有可供试验的动物……这一切都难不倒李连达。他四处找人，借来有关实验设备，然后骑着自行车买来几只兔子做试验。

 

    医院里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说李连达胆大妄为，居然敢杀兔子，而且还不止一只。还有人说，李连达这是在变相消灭中医，想要把中医药变成西医西药。

 

    他的从业经历多次转向，从西医大夫到中医药专家，从儿科医生到药理学者。

 

    他首先建立起“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使我国中药研究与新药审评走上标准化、规范化及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他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共同领衔的“血瘀症与活血化瘀研究”，至今仍然是中医界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成果。

 

    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他敢讲真话勇于发言，尽管某些观点颇有争议。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

 

    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前往西苑医院，试图全面还原这位中医药理学专家的“医道人生”。

 

    医药世家

 

    与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比邻而建的这家大型综合性中医医院，路边几栋青灰色建筑分外显眼。

 

    炎炎夏日，西苑医院新门诊楼前，挤满了全国各地慕名前来就诊的患者。

 

    1956年，距该院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刚刚大学毕业、面带青涩的青年李连达走进这所医院的大门。没有人想到，他在这一待就是57年。

 

    办公室内，除了一墙书架，几乎别无他物。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李连达敞开胸怀，开始讲述自己的年少时光。

 

    1934年，李连达诞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祖父是一名老中医，父母都是西医。

 

    他之所以选择从医，与少年时父母的影响关系很大。

 

    那时，医生的社会地位高，很受人尊重。少年李连达经常看到形形色色的病人前来就医。每当治好一个病人，父母都会特别高兴，“父母之间永恒的话题就是治病救人”。

 

    包括李连达在内，李家的9个兄弟姐妹有7个学医。“所以我经常开玩笑，我们家这7个兄弟姐妹，再加上配偶、子女，大概够综合医院的编制了，各科都全了。”李连达笑言。

 

    李连达坚信“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也许自己不是最优秀的，但一定要通过扎扎实实地学习，刻苦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1951年，李连达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跨入了他向往已久的“神圣医学殿堂”。“当时大学的录取率是16个人中取1个，比现在激烈多了。”

 

    进入大学，李连达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当时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有几位声望卓著的医学大师，学风都很严谨。

 

    “当时有一位马文昭教授，治学态度非常认真，都八十岁了，节假日也不休息，一定待在图书馆里。他总是盯着显微镜作研究，眼睫毛都不知道磨坏了多少台显微镜。”李连达跟记者讲起当年的求学故事。

 

    有师如此，弟子也不敢懈怠。

 

    不仅学习艰苦，李连达和同学还要面临被淘汰的压力：“一旦考试有两门不及格，就让直接走人。”

 

    李连达坚持了下来，大五分科时，他选择了儿科，因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小孩子”。

 

    从西医到中医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很不受重视。即便在医学院，很多同学也都不愿意从事中医工作。

 

    在毕业分配时，学校征询学生意见，尽管学的是西医，但李连达还是表示自己愿意转向中医，“当时我觉得，只要能治病救人就可以，没想太多”。于是，他被分配到西苑医院，在儿科工作。

 

    李连达所在的班级有150多人，毕业分配到中医院的只有4人，“最后还跑了两个，都干西医去了”。

 

    工作期间，李连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西医学习中医”，参加了脱产学习班，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此后又拜老中医赵心波为师，在其指导下从事中医儿科研究工作。

 

    赵心波对李连达的影响很深。有一次，他跟随赵老参加一名患儿的会诊，这名两岁的幼儿被确诊为腺病毒肺炎合并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高烧40摄氏度，已持续四周，几乎请遍了专家会诊，用遍了各种中西药，病情仍然没有好转。

 

    在赵心波的细心诊治下，采用甘寒清热的中医治疗法，用药两日便见体温下降，一周正常，很快痊愈出院。这件事情让李连达意识到，在某些方面，中医能够做到西医做不到的事情。

 

    李连达的儿科大夫生涯持续了17年，已成为主治大夫的他，在国内中医儿科学界小有名气。但他决定，要从临床转到基础研究，多年临床实践使他意识到，仅有临床研究是不够的。“临床可以证实中医是否有效，但较难说明为什么有效；可以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较难上升到现代科学水平，走向世界。因此，中医临床研究应该密切配合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

 

    李连达转行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小孩的病情危重多变，发展非常快，不给抢救时间，有时候几十分钟就不行了。”

 

    当时正值全国麻疹大流行，因为没有疫苗，几乎每个孩子都要染病。加之腺病毒肺炎同时大规模暴发，麻疹合并腺病毒肺炎，死亡率最高时曾高达30%。

 

    看到这些情况，李连达想要研发一种速效、强效的注射剂，能够保护患者的心血管，防止小孩出现急性循环衰竭。他解释道：“当时有这样的中药，但问题是要熬成汤药，病人来了现开方子、现抓药、再熬汤，药还没有熬好，孩子就没了。而且就算提前准备好，孩子也根本不吃，灌也灌不进去。”

 

    身为临床大夫，李连达白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救人，他主动向医院提出，要利用业余时间来研究中药注射剂。“那时候没有科研经费，我提出用自己的工资，不要医院出钱。”

 

    没有实验设备，没有实验室，没有可供试验的动物……这一切都难不倒李连达。他四处找人，借来有关实验设备，然后骑着自行车买来几只兔子做试验。

 

    李连达的试验开始了，但上世纪50年代的特殊氛围给他造成了很大困扰。医院里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说李连达胆大妄为，居然敢杀兔子，而且还不止一只。还有人说，李连达这是在变相消灭中医，想要把中医药变成西医西药。

 

    “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干，觉得我是瞎胡闹。”李连达说，当时的领导下命令封了实验室，“还挨了一顿批。”

 

    马桶上的实验室

 

    实验室封了，李连达很伤心。眼看着患儿在等死，自己却无能为力，该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西苑医院调来了新领导，院长严荣是老红军，曾担任过开国元勋李先念的保健护士，懂得治病救人的重要性。党委书记齐雷也来自军队，担任过团职干部。这两人对李连达的支持让他深受感动：“我到现在还感谢这两位领导，他们不点头，我就干不了。”领导还给了他400元作为启动资金。

 

    医院给李连达安排了一个厕所作为实验室，但总务科下令不准改动厕所里原有的东西。

 

    “我的研究总算合法了。”李连达记得，不让改动厕所，他就把马桶盖合上，成了现成的板凳；把木头板子搭在洗澡盆上，就是实验台。“我就坐在马桶上，在大浴盆的木板上开始了第一个实验。”

 

    这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厕所，就是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室的前身，现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研究中心。如今，这个中心已经成为实力很强的科研团队。

 

    然而一开始，只有李连达一个人在战斗。经过他的多次实验，研究终于获得成功。他据此写成的论文《冠心2号对大鼠应激性心肌小血管内血小板聚集的影响》发表在医学期刊《中医杂志》上，证明中药确实有治疗作用。

 

    这一成果轰动了中医界，“它推动了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领导开始加大支持力度，给他配备了一个护校毕业的助手做技术员，买来了相关实验设备。李连达的科研工作终于迈上了正轨，而且越来越顺。

 

    在李连达的科研生涯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对他帮助很大，二人也是很好的搭档。陈可冀是心脏病专家，李连达告诉记者：“他负责临床研究，我负责实验研究，合作了四十多年，配合非常好。”

 

    此后，李连达完成了多种中药新药的研制或药理学研究工作，获得多种新药证书，此外还创立了我国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得到学术界公认并成为国家标准。

 

    2003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名单上，出现了李连达的名字。这一年，他已经69岁。

 

    “杂家”的优势

 

    在李连达的科研生涯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2002年，国际上“运用干细胞移植治疗冠心病”还处于实验研究阶段，李连达和科研人员经过反复研究，将胚胎干细胞移植改为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将异体移植改为自体移植，将手术移植改为导管移植，由此形成了中国小型猪冠状动脉介入心肌梗死模型，建立了自体骨髓干细胞经心导管移植于心脏的新方法。

 

    李连达带着三个博士研究生和一个实习生，在防护条件较差的普通X光机下进行操作。为了不影响放射科的正常工作，他们就在夜里或节假日进行动物实验。

 

    就这样，他们首创的“中药与自体骨髓干细胞经心导管移植治疗冠心病”方法，解决了供体不足、排异反应、手术风险、费用昂贵等不足。同时，中药与干细胞移植合用，可以促进心肌细胞及心肌小血管新生，解决了医学界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心肌细胞不能再生”难题，为冠心病治疗开创了新领域，也为干细胞移植新疗法的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

 

    该实验研究结果于2003年3月发布。同年6月，有医院报道了冠心病患者利用此方法治疗初步成功的消息。此后，多家医院先后报道70多例临床应用成功的病例。

 

    “严格来讲，干细胞移植不是我的专业，我是搞点副业。”谈起其中缘由，李连达表示，当时国外干细胞研究正处于高峰阶段，但胚胎干细胞的来源不好解决，此外还涉及伦理问题，胚胎干细胞也有转化成癌细胞的风险。

 

    李连达独辟蹊径，用自体骨髓干细胞治疗自己的疾病，解决了伦理道德的问题，也没有致癌、排异反应。“同时我们还发现，单独的干细胞移植对心肌缺血有保护作用，单独用中药也有保护作用，而使用中药的同时进行细胞移植，效果最好。”

 

    李连达和陈可冀研发的“活血化瘀冠心2号”，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冠心病治疗确有疗效，对中医传统理论的现代化亦有价值。此后，全国的中医中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有了新发展。

 

    今天用于治疗冠心病的中药，大部分是从冠心2号演化来的。“所以我们开玩笑讲，冠心2号是‘祖方’。目前治疗冠心病的中药大部分是他的子子孙孙。”

 

    李连达坦承，自己的研究也有弱点。“我是杂家不是专家，原来是西医现在是中医，原来是临床大夫现在搞基础，再后来搞中药。”

 

    但他认为，正因为自己是“杂家”，所以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中西兼通、临床与基础兼通，医药兼通，对中医研究很有帮助。

 

    闲不下来的人

 

    尽管已是八十岁高龄，但在接受采访时，李连达依然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和记者交谈了两个小时也没有丝毫倦态。

 

    “我本身的工作就是卖苦力的。”谈及自己的好身体，李连达表示，由于实验的需要，他经常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12点。“像杀狗、宰兔这样的事情，都需要亲自去做，跟屠夫差不了多少，工作本身就是在锻炼身体。”

 

    他至今保持着每天5点起床，8点以前到单位上班的习惯，风雨无阻，天天如是。“只要不出去开会，我一定每天都来上班。”

 

    作为科学家，李连达的业余生活可谓单调，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休闲时刻。在进高中以前，李连达还喜欢踢足球，但自从进了高中，课业繁重，就“从此和足球说再见了”。

 

    前几年，李连达对古董收藏产生了兴趣，“但眼力不够，一般买的都是假古董”。他笑称，自己以前还会去潘家园市场逛逛，如果看中了自己喜欢的就会买下，“买的时候我也不当是正品，不会花很多钱买个假货”。但现在年事已高，工作紧张，他已经好久没有去过了。

 

    李连达笑言，对他来说节假日比工作日还累。因为其他机构、组织的邀请者专挑节假日来举办活动。

 

    对于全国各地都在争相创建的院士工作站，李连达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现在各省市都在搞，研究所、大学、企业，太多的邀请，但实在没时间去。”他告诉记者，凡是自己参加的院士工作站，就一定前往当地进行指导，帮助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帮他们把握研究方向，对于那些只需要挂名不需要工作的工作站邀请，他则一律拒绝。

 

    对于自己的子女，李连达并没有刻意要求学医。他的孩子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实际上现在的医生都不愿子女学医”。他认为，国家应该在保障医生的合法权益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