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成都商报 记者: 时间：2013-09-22

 

    中国人的主食来自于一种雌雄同蕊的植物，要取得杂交优势，最初需要在每25万个植株中找到雄性退化但雌蕊正常的一株。而今天，在中国4.4亿亩稻田中，杂交水稻面积已经超过了57%。这一切都始于1970年，11月，科研人员李必湖和冯克珊在南红农场的一处沼泽里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野稻，后命名为“野败”。李必湖的老师，40岁的袁隆平，在100倍的显微镜下确认这就是他已经寻找10年之久的目标。袁隆平先生抓住了这罕见的机会。“野败”状甚丑陋，倒伏于地，即便在野稻这个日渐式微的种群中也是失败者，袁隆平却让它成了赢家。它借他之手传递了基因，成为杂交稻的第一个母本。又花费40年，杂交稻完成了植物史上史诗性的扩张。

 

    培育出“大树一般的水稻”

 

    岁月让他的身高从1米7缩小到了1米65.然而他的欲望始终不息：让杂交稻的产量更高，种群更强大。稻子的欲望与他的欲望已经浑然一体。

 

    袁隆平本人恰如“野败”，崛起于低微之处，按昔日政治标准，他的母亲背景不佳，父亲又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他本人不是党员，不是团员，曾只是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直到34岁才结婚，又因为醉心于杂交稻培育，被同事看做“神经病”。他的科技知识也因时代限制而残缺不全，直到1957年才信服于遗传学说。是岁月砥砺让他成为科学天才，而非卓然天赋。

 

    国家也以国家的方式回报了袁隆平。他是现今中国最有地位的科学家，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科研领域，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他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第4秒，穿着格子衬衫，神情严肃，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他是“杂交水稻之父”，是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级别副省级（享受正省级待遇）。以“隆平”命名的包括一条马路、一个高科技开发区、一所大学的学院、一家注册资本1.05亿的上市公司，以及一颗小行星。

 

    “民以食为天”是中国历史的焦虑。“用7%的土地，解决了20%的人口吃饭问题”是中国政府引以为豪的业绩。由此引申出的说法是，中国解决粮食问题靠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袁隆平，一个是马寅初。袁隆平提高了水稻产量，马寅初减少了人口。

 

    这让提起“袁隆平”时，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被激起的那份独一无二的尊敬变得可以理解。袁隆平最初研究出杂交水稻的试验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袁隆平对政治并不热情，自称“逍遥派”。然而政治对他的热忱始终如一。自华国锋起，历任中国最高领导层都与袁打过面对面的交道，支持他的科研事业。

 

    只有在水稻相关领域，你才会发现他个性中积极直率的火焰仍旧在燃烧。这一点在6月4日上午位于长沙东郊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会议上流露出来。这天袁隆平主持会议。他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富有活力，专注地听着每个人发言，有时也毫不客气地打断。寸头被染成了黑色，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椅背上，像是随时准备出发或战斗。

 

    与会者包括省农业厅和袁的单位所在地芙蓉区的官员，但长沙市没有代表出席。这令袁隆平不太满意。他立刻让下属联系长沙市农业局副局长。电话接通后，下属刚刚结束客套，就被坐在一旁的袁隆平打断了，袁说：“袁老师让你现在就来一趟。”“袁老师让你现在就来一趟。”下属对着电话重复。半个小时后，副局长赶到了会客室。破绽被补上了，袁隆平点点头。10分钟后，他就站起身，“我们今天就开到这里吧。”说完，他快步离开会客室，没有客套或告别。

 

    时至今日，袁隆平会认为自己是个有权力的人吗？“I can’t catch your word.（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突然用英文回答，“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我要谨慎，特别谨慎，不能乱说（话）。”

 

    世俗权力影响到他，但显然并非其兴趣所在。在显赫声望的包裹之下，袁隆平看上去仍旧是位普通的老人。因为常年下田，他皮肤晒得黝黑，棕色的斑点出现在眼角和颧骨上。《人物》记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办公室三人沙发的一角，另外两个座位已经被书和杂志堆满。在安静而昏暗的周日下午，他看上去比人们想象的瘦小一些。岁月让他的身高从1米7缩小到了1米65.然而他的欲望始终不息：让杂交稻的产量更高，种群更强大。稻子的欲望与他的欲望已经浑然一体。

 

    袁隆平曾两次做过“禾下乘凉梦”，梦到超高产杂交稻植株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像扫帚一般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太阳当空晒，他坐在那稻穗下遮荫乘凉。他希望自己就能培育出“大树一般的水稻”。另一个梦想更加宏大：杂交稻能覆盖全球，“如果推广到全世界一半种上杂交稻，增产粮食是1.5亿吨，可以多养活4亿到5亿人。”

 

    植株的高度和光合作用的数值，将使这个梦想变为现实，这是袁隆平一生的信仰，他仍旧为此工作。他每天早上9点左右到达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仍旧在田地里感受到一生中一再感受到的无上愉悦。他仍旧野心勃勃。他用道德要求工作人员，“说句老实话，谁如果献身农业，却想成为百万富翁，或者地位很高的什么官，是不可能的。”他希望科技人员下田劳作，“培育新品种是应用科学，书本上、电脑里种不出水稻！”

 

    崛起于对农学家最坏的时代

 

    直到1973年—也就是开始进行杂交稻相关研究的13年后—袁隆平收获了“野败”的后代，几万株稻子，全都不育。研究走向成功。

 

    袁隆平科研事业的早期，对一位农学家来说是最坏的时代。当时，前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流，否认“基因”存在，相信通过嫁接或胚接，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品种的可塑性物质可以进行交流，从而创造新品种。而在欧美，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认为遗传性状由基因决定，已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

 

    在李森科思想的指导下，袁隆平试图将番茄嫁接给马铃薯，将月光花嫁接给红薯，“搞了之后，西瓜结在南瓜藤上面，长了一个瓜，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怪模怪样的，拿到教室里面给同学们看，大家嘻嘻哈哈大笑”。即便是这样的种植成果，也无法持续。直到1957年，袁隆平偶然在《参考消息》上读到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研究获诺贝尔奖，才恍然大悟。

 

    袁不敢公开表示反抗，只能用《人民日报》掩护摩派的《遗传学》，偷偷看。1960年起，他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那时的作物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有杂种优势的现象普遍持否定态度。因为水稻自花授粉，雌雄蕊长在同一朵颖花中，每朵花只结一粒种子，而且花粉保持活力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很多专家认为水稻没有杂交优势，即便有杂交优势，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种子生产。

 

    袁隆平在稻田里找到一棵天然杂交稻，穗子大、籽粒饱满。既然有天然杂交稻，那么自然界一定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水稻，它只能依靠外来花粉授精结实，可能产生杂种优势。他推算了一下，如果用它做种子，水稻产量就会上千斤。而那时即便水稻高产也不过五六百斤。为此，他在稻田里拿着放大镜、弓着腰，翻检14万多个稻穗，从中仅仅寻找出一株特殊的雄性不育株。

 

    就在袁隆平苦苦摸索的同时，1963年，美国人Henry Beachell在印度尼西亚完成了杂交稻的初次培育。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而袁隆平在基本思想和技术上的劣势显而易见。这种培育并不属于今日所言之“高科技”范畴—基因工程才算得上—与传统的科学方法一样，它是一种枯燥的概率利用和无休止的试错行为，也像早年的科学故事一样需要偶尔的灵光一现。

 

    当年的安江农校教员不断进行试验，却始终不能让杂交稻不育株的第二代每一株都保持不育，这意味着试验尚无意义。直到1970年11月，情况才发生改变。这个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海南岛发现“野败”，以及华国锋出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对粮食增产问题十分关注，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对袁隆平的科研工作给予配合。由此而始，天道对袁隆平的酬谢从未停止。

 

    袁隆平开始逆转他的比赛。1973年—也就是开始进行杂交稻相关研究的13年后—袁隆平收获了“野败”的后代，几万株稻子，全都不育。研究走向成功。次年，全国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官方数据称，增产幅度在20%以上。

 

    在1980年代“科学的春天”里，袁隆平的声望地位与他的杂交稻的产量比翼齐飞。

 

    来自基因技术的挑战

 

    任何人都只能在时代划定的区域内选择的路线上前进，袁隆平则是一位李森科与孟山都之间的科学家。

 

    长久以来，国务院元旦过后发布的当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专门提到如何发展民族种业的问题，将之上升为战略高度。中国种业发展状况并不乐观，有8700多家种业公司，“小多杂乱”，而国外的种子公司势头强劲，比如在蔬菜种子市场的占有率就达到90%。袁隆平说，“种子，现在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芯片。”

 

    时代正在改变。杂交稻培育，这种传统育种技术，受到了基因技术的挑战。理论而言，其黄金年代已经过去。杂交技术是利用遗传规律，转基因则是更改遗传信息，两者比较，恰如电扇之于空调。袁隆平的一个儿子，也是农学家，就正在研究转基因技术，试图为水稻接入一段玉米基因。

 

    种业已经进入了市场与理论研究共同决胜的年代，而这两者，绝非袁隆平、他的团队乃至中国农学界的强项。市场劣势存在已久。在日本，越光稻米不断创造着大米营养价值和口感的“世界纪录”。水稻杂交优势的遗传基础研究，则是由康奈尔大学的坦克斯利（Steven Tanksley）实验室做出的，坦克斯利本人因此得以与袁隆平分享拥有极高国际名誉的沃尔夫农业奖。

 

    任何人都只能在时代划定的区域内选择的路线上前进，袁隆平则是一位李森科与孟山都之间的科学家。

 

    李森科是前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48年，经斯大林批准，李森科宣布，“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从此，高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本职工作，秘密警察逮捕了许多反对的科学家。

 

    只有中国科学从李森科学说中解放出来之后，袁隆平才迎来了他漫长而灿烂的科学生涯，而在这生涯的尾端，未来投下了疑问—杂交稻何时沦为过渡性的研究—孟山都的影子则挥之不去。

 

    孟山都是美国农业企业巨头，它代表了转基因技术咄咄逼人的势头。这项存在争议的技术，如果仅仅考虑技术，毋庸置疑是生物学的未来之光。而袁隆平为之一生悬命的水稻，已经于2002年宣布破解全部基因图谱，中国科学家还希望在2020年之前完成水稻全部功能基因鉴定，这意味着更高产更富营养的转基因稻米迟早将诞生。

 

    袁隆平的黄金岁月，并不奇怪，停留在1980年代。那处于李森科时代与转基因时代的中间。

 

    2011年，袁隆平创造了世界水稻史上大面积亩产的最高纪录—900公斤。但几乎就在创造纪录的同时，他已经宣布自己准备攻克下一个纪录—亩产1000公斤。

 

    在生命的后半程，袁隆平生活在位于长沙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大院之中。从办公楼走到他的住处只需要两三分钟。那是一座别致的中式小院，大门外的一间房子里常有保安驻守。

 

    他戒掉了抽了大半辈子的烟，有时候做梦又抽烟，在梦中他感到后悔，醒来后心里还是很高兴。“还有想抽烟的，在那引诱我呢。”他略带些不屑地说，“想还是想抽，但是我坚决不抽。”

 

    袁隆平仍旧“好胜”，并从不掩饰这一点。他的秘书辛业芸说，大家都尽量避免在袁隆平面前提起“老”字，如果有人提起了，他会说自己是“80后”，“资深帅哥”。

 

    面对杂交稻的口感不好的质疑，袁隆平也做出了有些孩子气的反击。邓启云告诉《人物》记者，2009年的一天中午，袁隆平突然打电话给自己的学生邓启云，让他给从外地来中心的客人煮些杂交稻米吃。他想要向外界证明，杂交稻的米质极好。邓启云笑称，为此，他整整煮了一年饭。

 

    袁喜欢对抗性运动，6月3日下午，他参加了中心组织的一场气排球比赛。他穿着浅蓝色T恤，米色长裤，在场上，他不大走跳，站在原处接球，笑呵呵地。扣不到球也不生气，有时还调皮地踢上一脚。一节比赛过后，21比19,他的队伍赢了，围观的人们响起掌声。他走下场来坐在观众席。“啊呀！”“好球！”“Stupid！”他的眼睛简直离不开排球，比场上队员还紧张。

 

    “别人都不好意思跟您打，我觉得。他们都不敢赢您。”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主持人调侃。

 

    “不是，他们都很想赢我的。”袁隆平将身体向前倾，认真地辩驳，“都是想扣我的。但我一到那里呢，我就要赢。”

 

    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听力慢慢下降，当他开心地大笑起来时，风箱般的嘶嘶声会出现在笑声的尽头。但是你不能低估他。他的成就是不朽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改变了那么大面积的植被景观，增产了那么多稻米。

 

    “上帝给我们的不会很多”，袁隆平一直擅用上苍的赐予。当被《人物》记者问起是否考虑退休时，袁隆平回答还没有这个打算，“在菲律宾有个老中医给我看过，他说我身体很好，能活到98岁。我还有15年可以工作。”这又将是属于他的15年，不是吗？那么在天命昭然之前，让一切阻碍，统统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