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记者：段新权 时间：2014-10-17

    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对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四期中国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攻关项目进行测产，结果显示，亩产达1026.7公斤，又创新纪录。

    从50年前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到如今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耕耘杂交水稻这块科学稻田已整整50个春秋。

    50年来，自袁隆平及其科研团队发明的杂交水稻种子横空问世，世界因此增产稻谷5亿多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其他国家吃饭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此，这位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今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一）

    1930年，袁隆平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年开始，袁隆平就随父母东迁西徙。1949年8月，袁隆平考入重庆北碚夏贝相辉农学院农学系学习，1950年11月，因院系调整，并入重庆新建的西南农学院系就读。他在大学里爱好广泛，除游泳之外喜欢爬山、打球、看小说、拉小提琴。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大学毕业。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他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湖南省农业厅一纸介绍信将他推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

    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袁隆平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安江农校早稻品种试验田里，袁隆平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这些种子生长的禾苗，长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间也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超过它们的前代。袁隆平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蒙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待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艰苦的条件和不规律的饮食，让他患上了肠胃病。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

    1964年7月5日，突然，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这一重大发现，大大加快了研究杂交水稻的进程。1965年秋冬之际的那些日子，他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着他的杂交水稻，整天像走火入魔似的，嘴里念念有词，抽烟时，将烟灰掸进了茶杯里；穿衣服的时候，把上面的钮扣扣到下面的扣缝里。学校的同事们私下小声议论：“袁老师是不是快疯了？”

    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14万余株稻穗后，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引起国内外科技界高度重视的“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二）

    论文的发表标志着袁隆平正式走进了杂交水稻研究领域，但在那个年代，它无疑被视为反动学说。好在国家科委发来一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北京公函”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雨，得以在动荡的岁月继续开展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和实验。然而，即使有了来自北京的“保护伞”，他也没有躲过身边的猜忌和暗算。

    袁隆平饱尝被孤立的痛苦，但“让所有人都吃饱饭不再挨饿”的诺言却让他意志异常坚定，每当遇到阻力的时候，他都告诫自己戒骄戒躁，为长远打算。试验器材被捣毁，他就偷偷拿着手电筒，将残存的秧苗一株株收拾好带回家中，藏在臭水沟里；700多株试验材料再次被毁，他忍住悲愤走进烂泥巴田里寻找劫后余生的秧苗；为躲避政治斗争，他带着助手李必湖到海南开展试验，连续7年春节都在外面度过，遇到台风暴雨天气，就卸下门板，将秧苗抱到门板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即便是在大地震来临时，也不顾生命安危保护种子，因为余震不断，为了把试验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在操场草席上睡了整整3个月……也正是在海南岛，李必湖发现了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在选育水稻雄性不育系，实现杂交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寒来暑往，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著将困难一一化解。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三）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1979年，袁隆平正式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重大贡献，准备提拔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袁隆平诚恳地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倘若真当上领导，每天文山会海，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

    袁隆平的办公室是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普通房间，院里本来要给袁隆平换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但袁隆平坚决不同意，说：“何必浪费呢。”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每年手里的经费成千上万，但他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也非常“吝啬”。

    2000年12月，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有人估算，袁隆平的身家一下子达到了上千亿，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但袁隆平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农民一样的老头：瘦小的身子，高高的颧骨，黝黑的皮肤，背微微地驼着，身上穿着的永远都是他最钟爱的“物美价廉牌”的衣服。他说，“家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资产再多，你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所以，我对钱这个东西看得很淡，够用就行。”

    50年来，在促进水稻增产这座科研高峰上，袁隆平及其团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多次创造水稻大面积平均亩产的世界纪录。他领衔开展的超级杂交水稻攻关，先后实现了大面积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的目标。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对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四期中国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攻关项目进行测产，结果显示，亩产达1026.7公斤，创造新记录。

    84岁的袁隆平表示，希望能在90岁前完成每公顷16吨的第5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最终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