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远远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11-26

 

 

    ■杨远远

 

    山仑（1933— ）

 

    旱地农业与作物抗旱生理学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8年获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1991年被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旱地农业与水土保持工作，开辟了旱地农业生理生态研究的新领域。在提高半干旱地区农田降水效率综合技术途径、有限水高效利用的生理生态基础、不同作物以及作物阶段抗旱机理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从植物需水与半干旱地区农业水环境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作物对多变低水环境的适应与调节”的科学概念，证实多种作物一定生育阶段适度水分亏缺可产生生长、生理和产量形成上的补偿效应，节水与增产目标可以同时实现，为推行节水农业和半旱地农业提供了有力根据。

 

    志愿学农入农门

 

    山仑，1933年1月出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父亲在一家报关行当职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还有一名年长自己3岁的哥哥。

 

    5岁时，他便开始在老家读小学。1942年，全家搬到青岛，他在那里完成了自己小学后半期和初、高中阶段的学习。

 

    母亲极力主张孩子须通过“发奋读书”才能实现“成名成家”的愿望。从记事起，山仑便是在母亲“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的教育理念下长大的。

 

    高中时，山仑爱上了文学，出于一种天生亲近大自然的脾性，1950年夏天，高中毕业的他，冥冥之中报考了山东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入校后，他在山东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为什么学农》的文章，犹如自我点醒，在农业天地大有一番作为的理想，成了他毕生的追求。

 

    在大学课程中，山仑最喜欢的课程是植物生理学和土壤学，通过学习，他对植物生命活动规律、土壤中物质运动规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内容充满了兴趣。虽然这两门课相对深奥，但却能激发他探究的欲望，这也为他今后开辟旱地农业生理生态新领域打下了一定基础。

 

    虽然多年已过，山仑现在仍然对引领他进入新领域的大学老师充满怀念和感激，是自己的坚持和恩师的教诲共同促成了“农门”的开启，也是在这扇“农门”中，山仑逐步认识到，从事农业科研是崇高的事业，也是忘我的事业。1953年12月，山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潜心旱地农业

 

    1954年8月，山仑大学毕业，像他梦想得一样，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为响应国家“服从党的分配，哪里需要哪里去”的号召，山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北地区第一个研究所——“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一个专门为治理黄河、发展黄土高原农业生产而设立，伴随国家需求而发展的国家级水土保持科研机构。事业虽然艰辛，山仑却从未动摇。

 

    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达64万平方公里，曾经一直是以沟壑交错、携泥滚沙的饕餮嘴脸呈现于世人。为了使山仑等科研新人快速熟悉工作环境，中科院西安分院便指派经验丰富的老先生带队，先后到甘肃天水、定西、兰州等黄土丘陵区进行学习与调研。

 

    也就是从这时起，山仑看到了黄土高原自然条件的严酷、水土流失和干旱问题的严峻，他也意识到自己即将担负起的责任有多重，从此研究、改造和振兴黄土高原便成为他的一腔宏愿。

 

    1955年春，山仑跟随水保专家蒋德麒、伍学勤到陕北绥德水土保持试验站开展蹲点研究，他选取了几种豆科牧草和作物进行实验，主要进行了两年生草木樨与粮食作物的轮作试验。经过认真地思考、分析、记录，于1957年7月在《黄河建设》上发表了《陕北坡地牧草栽培和水土保持》的论文，这是山仑科研生涯中参与的第一段工作，参与完成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虽然稚嫩，但为他今后的快速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其个人的良好业绩表现和单位发展的需要，1958年山仑被选派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水分生理实验室，师从苏联著名灌溉生理学家彼季诺夫，于1962年6月顺利毕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这段经历让山仑从事科研的基本功更加扎实，初步形成了科学的思维和工作方法。

 

    回国后，山仑继续围绕生产实践进行科学研究，先后在山西省离石县孟门公社五里后大队、陕北安塞县茶坊基点、宁夏固原等地蹲点研究。

 

    特别是他1965年在五里后大队的蹲点岁月，简单的生产——科研生活单调而充实。历史罕见的大旱之年（当年降雨量仅为多年平均450毫米左右的一半），对生产是一个考验，对科研却是一个机遇。山仑等组织村民抗旱和开展科研，通过少量补水方法使全村冬小麦得以按时播种，且保证了全苗，粮食总产只略低于正常年份且实现了自给，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认为中科院派来的科技人员能够为生产解决难题。同时，该年还观察到生长正常玉米地土壤含水量显著低于受旱严重玉米地的现象，为后来提出半干旱地区低产条件下产量提高一倍的主要限制因素是肥而不是水的论断提供了直观依据。这让山仑看到了所学知识与生产实践结合发展的可能，也便有了作物抗旱生理研究与旱地农业生产实践结合发展的最初思考。山仑觉得，五里后村的“蹲点锻炼”，是他正式步入作物抗旱生理与旱地农业研究领域的“关键期”。

 

    1973年春，山仑带领20多名科技人员，在陕北安塞茶坊基点（今陕西安塞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围绕综合治理和作物产量提升及机修梯田、果树上山等开展了系统的试验研究，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黄土高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1979年5月，山仑作为业务负责人，开赴固原，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驻站研究，这里也成为后来探索黄土高原西部半干旱地区农业建设方针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图景的重要科研基地。

 

    通过考察和研究，根据西海固地区生产的特点，山仑及其团队提出黄土丘陵区“自给性农业、保护性林业、商品性畜牧业”的农业发展目标。

 

    1979年6月，他写出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旱作农业的增产途径》论文，强调发展农业生产与改善生态环境要紧密结合，这也是我国最早发表的倡导加快旱地农业研究的文章之一。

 

    20世纪80年代，固原基点在上黄村建立了试验示范区，总结出了“上黄经验”，提出了一先行（草灌先行）、二侧重（侧重抓人工种草，侧重抓旱作农业与化肥深施）、三同步（退耕种草，提高粮食单产和发展牧业同步）的技术路线，上述成果先后推广到宁南地区，为当地的生态改善和农业增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并被列入“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1981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和中科院联合在银川召开了宁夏现代化基地县工作会议，山仑代表固原试验区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重视和反响，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申效增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他的发言“言之有物，意见中肯”，同时对水保所为固原县建设扎扎实实的工作表示了“十分满意”和“十分感谢”。随后，中共固原县委办公室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山仑同志讲话的通知”。

 

    1986年6月，时任中科院院长卢嘉锡批示，认为以山仑为代表的“西北水保所在宁夏固原县这个工作成绩显著，结合了科学院综合优势，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了贡献，应予以宣传，并给予奖励”。宁夏固原县的项目组当年被评为中科院先进集体。

 

    从1981年到1985年，山仑兼任固原县县委副书记，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地方兼职科技干部。200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在给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感谢信中再次提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山仑等专家的贡献，并强调“水保所科学家刻苦钻研、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留给宁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固原上黄基点辛勤工作的科学工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的骄傲，是宁夏人民的功臣”。2009年，山仑被聘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聘专家。

 

    面向生产作研究

 

    山仑大学时就喜欢植物生理特别是抗性生理课程，苏联留学又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植物生理学一直被认为是一门基础学科，所以一些人看来，与以“水土保持”为方向的研究所，有些难以相融。

 

    在野外多年的实践让他明白，要以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为科学研究的根本，于是他坚定成为站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叉点上的“中间人”。

 

    为了将植物生理学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农业实践，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仑提出了旱地农业生理生态研究方向：依据生态学原则，应用生理学方法，总结旱地农业的传统经验，找出规律性，使之规范化；探讨旱地农业进一步高产的途径，提出新技术、增强可控性。

 

    在“中间人”科研思想的引领下，在随后的科研过程中，山仑带领课题组在宁夏固原、陕西杨陵等地开展了系统的实验室和田间试验，揭示了干旱逆境成苗生理机制，并确定了作物成苗过程的水分敏感期以及针对敏感期的抗旱药剂研制，为解决春播抗旱保苗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可行途径。

 

    在理清干旱逆境成苗生理机制后，他又萌发出是否可以通过化学制剂增强种子在干旱逆境下的生命力的研究想法。于是，从1984年开始，山仑和课题组进行了多次枯燥又单调的试验，最终一种能将生理活性和抗旱性相结合的抗旱剂——“钙—赤霉素合剂”诞生了，并于1988年在宁夏彭阳开始应用，1991年正式作为一种抗旱节水技术推出。这种将基础性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科技成果在1995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这些交叉研究阶段，山仑查明了干旱胁迫复水后作物的补偿效应，同时对作物对有限水高效利用的机制也作了清晰阐述。他认为“作物在某一生育阶段受旱后复水，维持了高水势下较强的渗透调节能力，增强了作物对多变缺水环境的适应性，并且能够在光合作用、物质运输和产量形成等生理过程中产生补偿效应，从而实现了对有限水分的高效利用；根据作物不同生育期对干旱的敏感性差异，在需水关键期进行适量供水，非敏感期取消不必要的灌溉，可同步提高作物产量、抗旱性和水分利用率”。这些科学结论，为他“生物节水”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适度干旱胁迫复水后作物可产生补偿效应，为“有限灌溉”提供了生理生态依据，而“有限灌溉”给了山仑一个“生物节水”的框架，他已经可以断定“节水和增产可同时实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曾于200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山仑心目中，这一系列研究都属于从基础到应用的重要中间环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农业研究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基础性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衔接问题，也正好契合了他“中间人”的交叉思想。

 

    以国家需求为己任

 

    山仑始终将国家需求作为不懈的追求，注重把握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大政方针，努力将自己几十年的学科积累和沉淀与国家需求进行交叉。他所关注和坚守的领域，始终是与国家和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旱地与节水农业及生态环境建设这两个主要方面，涉及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开发利用等多个方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围绕水资源紧缺，他继续关注旱地农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和研究，寻求着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新的结合点的同时，开始向节水农业研究方向转移，因为在他看来节水与抗旱本就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围绕这一新的研究方向，1991年他发表了《节水农业及其生理生态基础》的论文，这也成为我国最早从生理生态学角度倡导发展节水农业的文章之一，该文章一直被大量引用。

 

    在继续开展节水试验示范工作的同时，山仑也积极参与科普活动，多方宣传节水农业，包括给青少年作农业节水知识普及报告、省市政府部门作节水专题报告等，先后主持撰写《节水农业》《中国节水农业》等多部专著，系统总结了我国节水农业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对促进我国节水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围绕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与旱区农业规划、生物节水和发展半旱地农业等，总共提交10多项咨询性建议，其中1999年提出的“把对天然植被保护、改良放在与退耕还林还草同等重要位置”的建议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批示。其他相关建议也先后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和山东省等省市领导的肯定和批示。1998年提出的“以丰补歉”和“区域调节”的防旱抗旱对策和2013年提出的“加快推进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建议”被科技部等应用于农业持续发展政策和规划制定。

 

    山仑，他将自己的青春和毕生的事业都奉献给了黄土高原的旱地农业发展，坚持扎根科研一线，数十年如一日，不忘初心、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始终在基础与应用、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传统与现代的交叉中行走，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情怀中不息奋斗……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

 

①1959-1962年，山仑（后排中）留学苏联。

 

②1970年，山仑（左二）在阿尔巴尼亚参加援建工作。

 

③1996年，山仑（右）在澳大利亚考察旱地农业。

 

④2001年，山仑作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发言。

 

⑤2008年，山仑（右）在甘肃调研。

 

山仑院士与母亲的二三事

 

    ■杨远远

 

    在山仑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过程中，除了对他在科学研究方面造诣的崇拜，我更为他对母亲的感情所深深触动和钦佩。

 

    在谈到个人成长与家庭关系时，山院士多次提到，“在我心中，祖国和母亲是两个最感人的称呼，最神圣的字眼。母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也是最伟大的爱”。

 

    的确，当山仑回首自己的生命历程，特别是学习生涯，他多次谈到，母亲李文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无人可替代的。

 

    山仑院士的母亲高中文化，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学历在女性中是极少有的。山仑回忆，母亲聪慧博学，加上刻苦努力，认真负责，抗战前在老家山东黄县的一所农村小学当老师，教高年级数学和语文，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得师生喜爱。

 

    后来，胶东地区被日寇占领，母亲就不去教书了，因为学校课本中有歌颂日本和虚伪褒扬中日友好方面的内容，在母亲朴素的想法中，一个中国人坚决不能为日本人教书。

 

    由于不再工作，父亲又在外地谋生，家里很大一部分经济来源中断了，生活陷入困境，可是母亲宁肯借钱，变卖家产，仍坚持不去学校教书。山院士至今都记得，有一年冬天外祖母借的钱无法偿还，一群人来到自己家里抬走了他最喜爱的衣柜，他非常不舍，难过地大哭了一场。

 

    后来，实在因为生活所迫，母亲又做起了家庭教师，就住在上课学生家中，教其他孩子的同时，也顺便教自己的儿子，教材由母亲本人选定内容，所以在山仑看来，他的启蒙教育完全来自母亲。

 

    在山仑心中，母亲是对孩子很严格的人。从记事起，母亲就常常对自己和哥哥强调“不吃苦中苦，难成人上人”的观念，她反对孩子们长大后从政或者经商，她认为努力学习并掌握一门技术的人生更有意义和价值。

 

    和母亲之间的一些故事，多少年过去了，至今都还深刻记在山仑的心中，在口述采访时被山仑多次提及。

 

    第一件，母亲爱国，读过书，懂历史。当时，由于经济所迫，父亲离开家乡去青岛工作，母亲在老家教育山仑和其兄长8年，在类似“私塾”的课堂上和家里，母亲常常给孩子们讲1840年鸦片战争，还有她崇拜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岳飞、林则徐等的故事。

 

    第二件，母亲“严格”，尤其对学习抓得紧，寒暑假都不放过。假期刚开始，她买来下学期要用的课本，让兄弟俩至少要提前学习课本的一半内容，而且每课都要求背诵，还要天天写日记、写小楷，检查从不间断。

 

    第三件，母亲“自律”。初中一年级时，山仑因为反日情绪不想学日语，所以成绩不好，有时还不及格。关系到学习，对日本人同样仇视的母亲态度顿时大反转。为了提高儿子的日语成绩，她自己竟然报名上了日语夜校，而且成绩非常好，为此，夜校还免了她的学费。之后，母亲将自己所学认真理解消化，再教授于孩子。

 

    当时山仑对母亲的态度还很不解，不明白为何仇视日本的母亲忽然喜欢上了日语，随着年龄增长，才终于明白，对母亲尤感敬佩和感动。生于旧时代的母亲，将知识学习和战争侵略分得很清楚。如今回首过往，山仑深刻感受到为了自己的成长，母亲倾注了所有心血。

 

    第四件，母亲“坚持”。读高二时，山仑想参加“南下工作团”（解放初期，南方还未解放，解放军继续往前打，南下过程中带些人在地方工作，解放一个地方，留下一部分人。）但是，“南下”就意味着不能念书了，这有悖于母亲的教诲，所以母亲一再坚持让儿子多读书，没有让去。

 

    山仑的学生时代，虽然国家动荡，家庭经济拮据，但是母亲从未放松儿子的学习，始终激励儿子要发奋读书，要靠知识生存，最终是母亲的坚持不懈，让山仑进入了通往科学圣殿的大门。

 

    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母亲很兴奋，很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主张，又重新走上教育岗位开始教学了。她教扫盲班的夜校青年，积极投入到街道妇女工作和扫盲工作中，后来还曾以街道妇女代表的身份成为青岛市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执行常委。

 

    1950年，在一心希望儿子通过读书争取好前途的母亲的极力支持下，山仑考取了山东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1954年8月，大学毕业后，凭着“服从党的分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革命热情，带着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豪迈和激情，特别是母亲的希冀，山仑来到了陕西杨陵，参与正在筹建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开始了扎根杨陵60多年的科研事业。

 

    都说母亲的品质决定孩子的未来，两年多的采访，笔者深深感到正是有了这样的母亲一路的坚持，才有了山仑院士事业的发展，让他在追求科技目标的路途中能够执着地坚持下去，勇敢面对困难。

 

    据山仑院士回忆，他的母亲性情急躁，做事泼辣，好胜心强，不甘落后，同时也善良、正直，对人十分诚实和宽厚，身上折射出一代中国母亲共有的品德。

 

    采访中，山仑院士一直说“我很怀念和感恩我的母亲”。如今看来，或许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才成就了今天的山仑院士。

 

    《中国科学报》 (2018-11-26 第8版 印刻)